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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成為“理論權威”還有一個重要歷史條件，那就是六十年代以後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本人“左”的錯誤政治傾向的不斷發展。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思想解決社會主義的鞏固和發展問題。階級鬥爭的弦越繃越緊，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從階級鬥爭“擴大化”，直到發動“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文化大革命”。康生由於長期搞情報工作，又有在蘇聯學習的肅反擴大化的錯誤經驗，使得他對“階級鬥爭新動向”有著特殊的敏感，並且非常會搞這種錯誤的“階級鬥爭”。康生的這些本事，在我黨的左傾錯誤發展中得到充分施展的機會。他的罪惡行徑又對黨的左傾錯誤發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3、“百家爭鳴”與“保持一致”

有些人總是藉口“與中央保持一致”而不贊成“百家爭鳴”，一提起“百家爭鳴”就惶惶然，擔心“自由化氾濫”、天下大亂，進而亡黨亡國。“百家爭鳴”是否會造成如此局面，如此可怕呢？從這個視角重溫一下1957年“大鳴大放”中有關社會科學方面的歷史情況，對我們會有所啟示。社會科學界是“右派言論”的“重災區”，也是批判的重點。近些年，我由於研究工作的需要，重新翻閱這方面的“右派言論”，心裡總在想一個問題：如果這些“右派言論”，當年不因觸犯“政治禁區”而遭批判和封殺，我們的社會科學會是什麼樣子呢？

社會主義的曲折與社會科學的誤區（7）

事例之一：《錢偉長等五人聯名提出反社會主義科學綱領“對於有關

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217中。“關於社會科學的問題”摘錄：

“要發展社會科學。首先要改變對待舊社會科學的態度。有人認

為資產階級社會里沒有社會科學可言，因為那些過去被稱為‘社會科

學’的東西都是不科學的。社會主義社會里的社會科學要從頭創造，

沒有可繼承的。對於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只有批判，談不到接受。對舊

社會科學不是改造，而是取消。因此，解放以來，過去研究資本主義

國家社會科學的人，在情緒上受到了一定的影響，某些學科解放後竟

遭廢除，或不成為獨立學科，過去研究社會學、政治學和法律學的人

很多轉業了。”

“在社會科學方面的另一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當成

客觀規律，例如，有些財經上重要政策問題，如果政府部門的負責人

作過報告，學者們也就只能作些宣傳解釋工作，這樣是不妥當的。

……我們認為應該鼓勵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重視調查研究工作，根據

實事求是的精神，對政府的政策法令提供意見。政府部門應主動地將

有關資料盡（應為提）供給有關的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並幫助他們

創造研究工作的條件。只有這樣，社會科學研究工作才能與實際相聯

系，才能克服目前理論落後於實際需要的狀態”。

這些意見確實是涉及對待資產階級社會科學的態度、方針、政策的“政治問題”，涉及對黨和政府的法令、政策態度的“政治問題”。如果這些意見在當年不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言論”，如果能為領導者接受和採納，或者部分的接受和採納，後來我們的社會科學發展又會是一種什麼狀況呢？

事例之二：吳景超：《社會學在新中國還有地位嗎？》218摘錄：

“我認為在我國的哲學系中，還有設立社會學一門的必要”，“社

會學中還有其他一些部分，如人口理論及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