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的目的，我就太對不起您的這一片赤誠之心了。

首先我宣告：昨天我在車上所講的關於我自己在西雙版納的故事，完全是真實的，沒有任何虛構的成份。我到泰國來，確實是因為業務上與曼谷的一家旅社搞聯營，需要進一步商談一些可行的專案。至於我要到王塔克去，那純粹是為了藉此機會去尋找我的一個朋友。正確地說，是我沒舉行婚禮的妻子。

讓我接著昨天的話茬兒，把故事繼續說下去。

那年，我因為多嘴，說了幾句《中國共產黨黨章》上出現的笑話。其實這事兒與我毫不相干，結果不但給自己招來了一頓毒打，還把我初戀的物件也送上了西天。儘管後來沒事兒了，法院也不追究我的刑事責任了，可我的心情壞到了極點。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的知識分子生性懦弱，以善於忍耐在全世界出名。對於大陸的苛政，他們心裡不是不明白，但是逆來順受慣了，只知道忍氣吞聲，苟且偷生。我第一不是知識分子，第二少年氣盛，第三已經走到了絕路上，反正伸頭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只好鋌而走險，第四腦子還比較清楚，覺得在這樣一幫渾蛋的統治下當老百姓，實在太憋氣也太窩囊了。何況當時在雲南邊境插隊的知青不甘心呆在農村受苦，越境外逃的人很多。據事後不完全統計，十年“文革”期間，單是外逃的知青就有十幾萬，國境線上每天都有上百人透過。因此，我才下決心冒險偷渡國境，逃出了中國大陸。

儘管當時我還不滿二十歲，可是要辦這樣一件大事，也是經過大腦認真反覆地多次思考以後，才做出決定的。要知道，當時的中國共產黨，認定只有他們執行的才是真正的馬列主義，只有中國大陸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外國”，除了阿爾巴尼亞是“歐洲的社會主義明燈”之外，不是帝國主義，就是修正主義，至少也是反動派當政，對“海外”兩字視同洪水猛獸，因此執行的是“閉關鎖國”政策，把“國門”關得緊緊的，既不許外國人進來，也不許國內人出去，而且用形而上學的認識論認定：凡是偷渡國境的黑五類子女，必然去投靠帝修反，因此用法律的形式把“偷渡國境”解釋成“叛國”，不但抓回來要重判，當場打死，也是白死。

所以，我的這一決定，實際上是冒著死亡危險的孤注一擲！

不過在知青的傳說中，似乎雲南的邊境是所有邊境中防守最不嚴密的一個地段。因為雲南的外面就是緬甸的東北地區，而當時的緬東北是控制在緬甸人民軍也就是緬共手裡的。在雲南越境的人，大多數都投了緬共。而緬共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堅決支援中共的。只是緬共還沒有取得政權，中國政府不能公開地支援他們罷了。大批紅衛兵知青越境參加緬共，實際上是對緬共的一種實力支援，因此據說雲南邊防軍看見大批知青越境，並不怎麼追究，而只盯著單身偷渡國境線的人，特別是像我這樣的黑五類子女，一旦抓回來，不死也要脫層皮。我偷渡的目的是要從緬甸轉道去香港，而一時間也沒有與我懷有同樣目的的大批知青可以同行，所以說，雖然我也在中緬國境線上偷渡，卻與人家革命派子女有所不同，依舊存在著很大的危險性。

偷渡之前的一段時間，看起來，我好像仍舊與過去一樣，不言不語的，每天干活兒回來，沒事兒了就看書，而且看的都是馬恩列斯和毛澤東的著作，讓人覺得我在認真刻苦地學習，一心要改造自己那腐朽、沒落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其實，我是在探索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在我心裡縈繞已經不止一日，好像燒著了一團火，這團火，幾乎把我自己給燒著了。

我越琢磨越覺得像我這樣的人活在大陸太沒有意思了。我曾經很客觀地問過我自己：我究竟信不信馬列主義呢？經過認真的反省，我奇怪我對馬克思的理論竟是那樣執著地相信。我不敢說我讀遍了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但我至少讀過《社會發展史》，也相信社會發展史的理論。我堅信：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要進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因為除此之外，我的確不知道還有什麼別的更好的社會制度可以發展。如果我不相信馬克思主義，那麼我相信什麼呢？總不能說我什麼都不相信，認為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最理想的制度也是最後的制度吧？

但是對照書本和現實，我也有許多問題想不通。今天咱們雖然不討論這些問題，不過為了說明我當時的思想，簡單舉幾個例子還是必要的。

第一，毛澤東說：農民起義進行一次，社會生產力就向前飛躍一次。我怎麼也想不通。明朝末年，李自成、張獻忠領導的農民起義，今天官兵殺過來，明天農民軍殺過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