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金瓶梅》藝術結構類似《水滸傳》單線獨傳而不同於《金瓶梅》的千百人合成一傳的複合結構。作者不重形象性格的刻畫，不以家庭為題材，人物大多活動在戰場、禪林、山寨、旅途、郊野，重在寫戰亂離散給人們帶來的苦難。在體裁上雜神魔、世情、演義、筆記於一爐，像一部雜著，或可以說是一部雜體長篇小說。《續金瓶梅》的改寫本《金屋夢》凡例說：“可作語怪小說讀，可作言情小說讀，可作社會小說讀，可作宗教小說讀，可作歷史小說讀，可作哲理小說讀，可作滑稽小說讀，可作政治小說讀。”足以說明《續金瓶梅》內容的雜。

丁耀亢的《續金瓶梅》創作及其小說觀念（2）

這與《金瓶梅》集中表現出的世情小說特點有很大的區別。丁耀亢的小說觀與我們現在的觀念不同，與《金瓶梅》作者也有區別。他把雜文著作《出劫紀略》中《山鬼談》照錄進《續金瓶梅》第五十二回。《續金瓶梅》是他生活經歷的形象概括，又是他政治思想、宗教觀念、情慾觀念的直接闡發，真可以說是一部雜文長篇小說。丁耀亢（1599…1669），字西生，號野鶴，又號紫陽道人、木雞道人，山東諸城人。清順治五年入京師，由順天籍撥貢充旗學教習。順治十年冬，授容城教諭，十一年春就官，後遷福建蕙安知縣。順治十六年十月赴任，走揚州，入姑蘇，訪西湖。第二年未上任，辭官迴轉，此後不再出仕。《續金瓶梅》寫成於順治年間任容城教諭之時。康熙四年（1665）八月，因著《續金瓶梅》致禍下獄，至冬蒙赦獲釋，計一百二十天。“著書取謗身自災，天子赦之焚其稿。”（《七戒吟》）《續金瓶梅》刊行後不久，即遭禁燬，順、康之際原刊本極罕見。傅惜華原藏順治刊本，圖與正文均有殘缺。山東省圖書館藏抄本三部，其中一部為莒縣莊維屏舊藏，筆者曾訪閱過此珍貴抄本。齊魯書社孫言誠氏認為此為原抄本，或者就是稿本，順治刊本是以此抄本為底本刊印的。丁耀亢與著名小說戲曲家李漁（1611…1680）同時而齊名，可並稱“北丁南李”。丁耀亢曲論《嘯臺偶著詞例》比李漁《閒情偶寄》早二十二年。丁氏早於李漁以“結構”為著重，提出“十忌”、“七要”、“六反”。“六反”雲：“清者以濁反；喜者以悲反；福以禍反；君子以小人反；合以離反；繁華以悽清反。”講的是悲喜相間、清濁對比、福禍交錯的藝術辯證法。丁氏還提出“要情景真”，情節奇，“不奇不能動人”的理論。李漁也提出“非奇不傳”（《偶集·詞曲部》），認為奇才能新，新奇才能美。李漁小說刻意求新，失之纖巧，缺乏探索人生、追求理想的崇高宗旨。而丁氏雖也主張“不奇不能動人”，但因立足於動亂的社會現實，關注人性，關心民生疾苦，其小說顯得寬闊博大，有厚重深沉的歷史感。

如果把丁耀亢的小說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來看，他造就了小說作品的另一種型別，對其“有失演義正體”的特點，不應看成一種缺點，如劉廷璣所說：“道學不成道學，稗官不成稗官”（《在園雜誌》）。現今有的學者也說《續金瓶梅》既像小說又不像小說，是一“重大弊端”（周鈞韜、於潤琦《丁耀亢評傳》）。丁耀亢的小說，不拘格套，自創體制，開綜合、多體制、寫現實、講學問、別善惡這種小說型別之先河。以《感應篇》開首八字為總綱，“無字解”即以形象註解，與圖解作用相類。“以十善菩薩心，別三界苦輪海。”以形象故事，對現實人生的摹寫來說明《感應篇》之思想。翼聖、贊經，以勸世為宗旨，把道學與稗官相結合，確是《續金瓶梅》的一大特點。綜合經史、筆記、長篇小說為一體。就小說而言，又綜合世情、神魔、演義於一體。不拘格套，自成體制。揭示人性之惡與弱點，以悲憫之心關注人生、關注現實、關心政治、指斥時事。在這方面繼承了《金瓶梅》的積極成分。而又認為舊本言情，懲淫而炫情於色。所以，他要消《金瓶梅》亂世的淫心（見第六十四回）。所謂續作，實即是破、是反、是批判。儒釋道歸一，拯救人心。心是善惡禍福之根源所在。引李贄《焚書》曰“借用”，實即接受其童心論、發憤而作論、自然順性論。李贄更多從自然人性角度論人之本心，而丁氏多從倫理道德角度演義彰顯人心之善惡。丁耀亢不愧是明末清初（即十七世紀中葉）的小說大師、文化大師。十七世紀中葉是出大師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李漁、金聖嘆之時代。丁耀亢可與同時代的大師相比肩。我們應認識丁耀亢、理解丁耀亢、科學地實事求是地評價丁耀亢。丁耀亢與其《續金瓶梅》永存於世，力能至於後世。

《三續金瓶梅》：與《金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