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浮，一件事情交給你辦，看起來很快就辦好了，但是，漏掉了很多細節，留下了無數的尾巴，要別人不停地為你補位，這豈不是勞民傷財？

說話太快，走路太輕，行事太浮，正見得是一個急躁的性情。而一急躁，則很容易動氣，氣動則易怒，臨事怒則不明，不明則不智，不智則不周，不周則離災難亦不遠矣。常動氣則有違自然的精神，傷身，於修養不利。

一個做不到遲重的人，是不會有多大成事成人的可能的。而看一個人，也就可以從其處事是否遲重入手，來判斷一個人的發展前途。關於遲重，有一個很形象的例子是左宗棠。那一年，他還只有二十出頭，只是一個舉人，幾次參加科舉考試都沒有被選中，心情的鬱悶是可以知道的，剛好，在外做大官的陶澍回到了家鄉，對左宗棠的才能和他作的一副歡迎的對聯激賞不已，舉人的左宗棠被邀請與朝廷的大員會面。左宗棠在作揖的時候，竟然將陶澍胸前掛的朝珠線給碰斷了，朝珠散落了一地。當時的人都驚呆了，左宗棠竟然一邊撿著朝珠，一邊侃侃而談。事後別人問左宗棠當時緊張不緊張，左宗棠說，緊張，當然緊張，但緊張有什麼用？

臨事時要培養自己遲重的工夫，即使內心不能遲重，也要首先從外在上著手，表現得遲重，慢慢地，自己的內心也就會習慣於遲重，臨事也就不會慌亂，也就可以很仔細地來思考各種問題，解決各種問題。遲重的工夫，就是要從日常行為中去修煉。在快要衝口而出的一刻，將話給咽回肚裡；在健步如飛之前，踟躕而行；在臨事之時，深吸一口氣，將自己的心情穩定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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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　第四部分

後記：那兩個改變我的人（1）

當我摒棄掉所有別人的聒噪，回到胡雪巖和曾國藩的本身，去理解他們的行為，去感受他們的思想，去景仰他們的成就，將他們還原為人，還原為一個具體的個人，再將自己擺上去，我覺得萬分慚愧。從作為人來講，我有什麼資格來批評他們呢？研讀他們之後，具體的細節大半反倒已經忘記，只有兩個字凸顯出來，日益表現出自己的存在，那就是“人道”！

當我剛畢業的時候，我是現行教育體制的一個成功作品，服從上級的指示，聽信媒體的宣傳，滿懷著一腔熱血，想為社會做一點事情，同時讓自己生光發熱。可以說，我是一個又紅又專的學生。那時的我，除了學習之外，是不看那種被批評為庸俗的東西的。我喜歡的是一種思維上的純粹的、理想的境界。有一段時間，我成了文學青年，加入文學社，為朦朧詩作所吸引，更為古典文學而陶醉。李白的豪放，杜甫的現實，蘇軾的閒適，李清照的清婉，秦少游的雅緻，等等，我都很用心地去體會，沉醉在一種思維的盛宴裡。他們的文字，他們的故事，他們的一切，甚至是與他們同類的，都成了我熱切關心和追蹤的東西，同時，我也就成了一個非常有偏見的人。看見胡雪巖，我很鄙棄地說，銅錢眼裡翻筋斗的人，俗氣。看見曾國藩，我氣憤地說，扼殺太平天國的劊子手，漢奸。於是，畢業後，順著自己理想主義的追求，我進了政府機構，可是，事實並不如學校的教導所說。

當我又進入學校之後，已經是三年後了，與原來讀理科不同，這次我學的是文科，而且是文科中的顯學——經濟學。我相信個人，相信個人可以守護自己的利益，我不再喜歡那種借大家名義說自己話的腔調。我開始更尊重個人，更強調個人的自我判斷。在畢業的時候，我真正開始接觸兩個人，一個是胡雪巖，一個是曾國藩。或許，到那時候才真正接觸到他們有點晚，但幸好，我真正接觸到了他們。像被洗腦一般，我的思想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想自己可以像胡雪巖那樣在銅錢眼裡翻筋斗，想自己可以像曾國藩那樣，從一個農村的小伢子成為高官。我接觸著生活現實的一面，徹底地俗化自己。

那時候，媒體正在爆炒胡雪巖和韋爾奇，批判“紅頂商人”的言論正當道，而舉國的企業家和媒體都在推崇韋爾奇。胡雪巖成了韋爾奇的反面，成了韋爾奇的對立者，成了中國傳統糟粕在經濟領域的代表。看看各種各樣的評論，什麼“要做韋爾奇還是要做胡雪巖”、“明裡韋爾奇，暗裡胡雪巖”、“遊走在韋爾奇與胡雪巖之間”等等，不一而足，大多數人都將胡雪巖視做現代管理的對立面，視做應該拋棄與打倒的傳統。各個地方“紅頂商人”的披露屢見不鮮，只要是亦官亦商的人，不問青紅皂白，先以“紅頂商人”的大帽子罩住，然後便是在應有之義上一通批判，肯定不會有錯，而且很時髦。胡雪巖被認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