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即使把《皇朝經世文編》中有關十八世紀的部分抽取出來，我們仍對它有許多不能滿意之處。今日要想彌補這一缺陷，恐怕只能重寫清朝《經世文編》不可。為此也許應該補充進很多內容，特別是對經世派“頭目”的皇帝本人的許多思想，更是不能不予收錄。

例如，在《戶政》中“農政”一節，可以收入雍正二年（1724年）和乾隆七年（1742年）之諭（像許多志書曾援引過一樣）；在“墾政”一節，加入乾隆初年的有關爭論；在全書第一部分的《治體》中，增入皇上那些有關的政治理論，如強調皇帝職責、不許聚眾、禁朋黨、戒幹譽……

就像清代經濟政策，那些具有跨時代超越價值的東西一樣（如墾政、農政、糧政等），乾隆朝的政治思想（它也散見於各處），恐怕也需要後人來總結了。

乾隆初年，首先興起的是“經世之學”，其思想內容體現在“墾政”、“農政”、“糧政”、“荒政”，“賦稅”、“礦政”、“河工”和“漕政”等方面（那些奏疏大多都在數十年後被收入《皇朝經世文編》一書中），與清代經濟政策的“活躍期”及有關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有著密切的關聯（沒有他們，乾隆初政那些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是不可想象的），雖然當日還沒有“經世學派”這一名稱。它在中國儒學史上的最大貢獻，就是像《切問齋文鈔》和《皇朝經世文編》所表明的那樣，把學問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治世”，一部分“修身”，並把這兩部分有機地結合起來（這兩部分又需隨時代而變化），這就回到了先秦（孔子）儒學，成為“儒學”（不是“經學”、“理學”，或“考據學”）“通經致用”的一個至高的表現形式。

清代十八世紀的這批“經世學者”與“考據學者”有所不同，不但表現在學術取向上，可以說，他們在身份上，做派上，處處都不一樣。他們可能主要是一些官員，有職有權，直接面對國家或地方上的那些行政問題，併為此承擔責任，考慮對策。他們是“體制內官僚”，與清初“遺老”構成的“政治反對派”，及清末之“改革派”，都不一樣（也不排除有鄉紳和其他知識階層參與其中）。他們可能也從事學術活動，但那不一定是其主要事業。與“漢學家”相對，他們很多都屬於“理學家”。同時，還不能忽略皇帝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如康熙時由發現人口問題，引致對經濟對策（“農政”）的探討，乾隆朝發起擴大倉儲（“糧政”）的新一輪努力，等等。這些可能終將有助於劃定這一研究的範圍。

如此來說，十八世紀最重要的“經世”之務有“農政”、“墾政”、“糧政”（涉及倉儲、賑糶、禁囤、禁遏、平價），“財政”（地丁合一、永不加賦），以及到十九世紀才顯得更為突出了的“鹽政”、“漕政”，等等。

其涉及範圍，見於《皇朝經世文編·戶政》者有：理財（兩卷）、養民（一卷）、賦役（三卷）、屯墾（一卷）、八旗生計（一卷）、農政（三卷）、倉儲（兩卷）、荒政（五卷）、漕運（三卷）、鹽課（兩卷）、榷酤（一卷）、錢幣（兩卷）。

見於《清史稿·食貨志》中有：戶口、田制、賦役、倉庫、漕運、鹽法、錢法、茶法、礦政、徵榷、會計。

其所涉及人物，有見於《清史稿》的陳宏謀（仕於多省）、陳大受（安徽）、塞楞額（江西）、楊永斌（廣東）、潘思榘（安徽）、裴宗錫（安徽）、阿爾泰（四川）、沈善富（安徽）；見於《清實錄》的張廣泗（貴州）、陳悳榮（貴州）、姜順龍（四川）、黃廷桂（甘肅）、張允隨（雲南）、方觀承（直隸）、準泰（安徽）、陸耀（山東）、蔣溥（湖南）、郝玉麟（兩江）、莊有恭（江蘇）；見於《皇朝經世文編》的尹會一（河南）、畢沅（陝西）、喬光烈（陝西）、嶽震川（陝西）、宋如林（貴州）、李紱（福建）、俞森（陝西）、楊錫紱（湖南、廣西），或如張之洞所說：“理學家”之外，別有一種“經濟家”，其名臣若孫嘉淦、李紱、陳宏謀、朱軾、鄂爾泰、舒赫德、方觀承、劉統勳，“其奏議公牘即是著述，或在文集，或在《切問齋文鈔》及《經世文編》中，或自有專書”。（23）則可以分別立傳。或可以事件敘述，舉其一端，加以條貫（如勸農策的制訂和推行等）。至於《皇朝經世文編》，即是十九世紀經世派的“教科書”，則可與《切問齋文鈔》等書，同作專門的研討。

過去的思想史研究多少偏重於學術思想，側重於那些構成“思潮”的流行者或浮在表面上的東西，而對其他種種則不大在意（特別是在思想史中缺乏同時代的經濟思想史內容）；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