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點點頭，望著材料暗暗地想，如果這份申訴書從第一稿起，每投寄一次謄抄

或修改一遍的話，到現在應該是共有90 萬字經過了他的筆端，如此浩大的文字工

程，即是令專寫“三部曲”的作家也不得不為這位申訴者的毅力和精神所折服。由

此可以想見，這個案子耗費了他多少精力和心血。如果把這些精力和時間用之於學

術研究，那又是怎樣的一種景況？

“這30 次的申訴稿合起來可相當於三部長篇小說的文字數量。”我說著，內

心有一種為這無效的勞動的惋惜之情。

他嘆了口氣，目光暗淡下來，似在為我的惋惜之情作解釋：“作為一名高階知

識分子，正在用自己的知識和才智向國家和人民作奉獻的時候，卻遭到政治上的打

擊、人格上的侮辱，學術上的限制，儘管從中央到地方已申訴二十多次，但卻猶如

石沉大海，杳無音訊，眼睜睜地看著釀成的這樁歷史冤案不能平反，我不能不再次

提出申訴，我覺得爭回人格和人權比做什麼都重要。”“您覺得文物局對您的處理

不恰當？”我小心地問。

“不是不恰當，而是完全錯誤的。省文物局置自己1985 年下發的行之有效的

66 號檔案於不顧，並置管理混亂，底數不清，按局檔案該移交而不交，致使隱匿

的俑頭失盜的原秦俑考古隊隊長×××的直接責任於不顧，濫用權力，藉助社會上

不明前後兩個考古隊真相的錯覺，巧妙地移花接木，撤銷了同此案毫無牽連的我的

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並取消兩年領隊資格。這既推卸了自己按檔案早應追查的逾期

不交的責任，也庇護了關係網上的責任者。”當王學理一口氣說完這番話時，臉漲

得通紅。顯然他開始穩不住陣角而內心激動起來了。

“我看過文物局下發的1985 年第66 號檔案，但對您說的前後兩個考古隊的

真相和巧妙地移花接木等不明白，希望您能對此解釋一下。”我說。

王學理從材料堆裡找出一份複製的1985 年第66 號檔案，用紅藍鉛筆在上面

圈划著：

一號坑內已展出的五個方內全部出土文物（包括南北展室的全部文物），由原

考古隊移交給秦俑館，未修復的秦俑由秦俑館負責修復、復位及五個方的安全、衛

生工作。該項工作由杭德洲牽頭交、馬秀青接，限年底以前完成……

原考古隊將所有文字照片資料一式三份分別交給秦俑館、省文管會和現秦陵考

古隊，該項工作由杭德洲牽頭，限年底以前完成……逾期不交者要追查責任。

如果按此種圈劃法，把所有帶圈的文字排列起來，就成為：

“全部出土文物，原考古隊移交，由杭德洲牽頭。

原考古隊分別交，不交者要追查責任。”王學理放下鉛筆，望著我的臉：“這

下你該弄明白了吧，原考古隊發掘的這批文物的交接雙方是在它同秦俑館之間進行，

可以說是有單位、有人、有時間、有責任。這一切理所當然地同陝西省考古所無關，

同秦陵考古隊無涉，也自然同我王學理本人毫無牽連，當然我也就不負什麼責任。

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　1986　年7　月2　日，在省文物局一位領導的辦公室裡，杭德

洲問我：‘省文物局叫把以前的文物交給秦俑館，你說咋辦？’我回答：‘由你交

文物是早有規定的，還是按局裡的檔案辦。’杭德洲說他工作忙，要屈鴻鈞協助，

並令我通知屈，我說我不能通知他，由你同他商量，他如果願意協助你，只要他給

我說一聲，就算是把人交給了你。當屈告知我時，我說這不是咱隊上的安排，你聽

老杭的吧。因為他們沒有陶俑底數，不是照冊清點，而是臨時見俑登記，並從登記

到同秦俑館交涉，以至於一件件的點交，都是由杭德洲同屈鴻鈞經手的，我並沒有

參入和聞知，當然不能說我有工作上的責任。何況原秦俑考古隊向秦俑館移交的這

批文物沒有按時交付，從1985年11 月29 日檔案下達到1986 年12 月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