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填土，　700 餘名儒生被全部活埋坑殺。而後來的史學家王充出於和衛宏同樣的

目的，竟不顧歷史事實，在《論衡》的《語增篇》中信口開河地加以證實道：“傳

語曰：秦始皇焚燒詩書，坑殺儒士……言燒焚詩書，坑殺儒士，實也。”王充的結

論，終於使秦始皇背上了“坑儒”的罵名。而事實上，當年的秦始皇並未“坑儒”，

只是殺了一些靠招搖撞騙、欺君蒙世的“方士”而已。

當然，秦始皇坑殺方士的做法也未免過於殘暴，若在2000 年後的今日，按照

法律以詐騙罪將這些方士判幾年刑也許較為恰當。

當董仲舒提出創立的新儒學流行了近千年之後，由於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在中

國的興起，這種以陰陽五行為主體的新儒學又日漸陳腐並受到嚴峻挑戰。儘管正統

的儒家學派大力排斥詆譭佛道二教文化，但最終還是在這兩種文化的滲透衝擊中，

不得不吸取佛道哲學中的思想精華，對漢代儒學進行第二次改造和完善。於是以朱

熹為代表的儒家學派所創立的“三教合一”的理學又順時誕生，從而，這被再一次

改造了的儒學又在中國延續了近千年。

孔子創立的儒學，經過歷代王朝的一路滾動，其中“三綱五常”、“忠君守節”、

“仁義道德”之類的思想系統愈漸強化，越來越加重了民眾在政治上的被壓迫和思

想上的被桎梏，扼殺了進步求新的思想和精神。中華民族傑出的智慧、非凡的創造

力和想象力，也在《四書》、《五經》的薰染中愈漸變得愚昧並陷於僵化。延至明、

清時期，隨著科舉的發達、八股的盛行，專業教育受到嚴重的壓制和摧殘，史學、

藝術受到儒家保守思想的制約，科學技術則被視為“雕蟲小技”而大加詆譭蔑視，

致使中華民族處於危機四伏、瀕臨絕境的險要關頭。

當西方文化隨著傳教士來到中國，當歐洲的科學家、革命家用血與火的代價衝

破了持續一千多年黑暗的中世紀，並把古代科技向現代科技轉變的時候，我們的帝

國仍在儒家的傳統思想懷抱裡徜佯，並陶醉於中央大國的迷夢之中。屈原、岳飛、

海瑞式的忠臣不斷出現，但張衡、祖沖之、沈括式的科學家卻日漸減少。

直到西方人用洋槍洋炮轟擊中國封閉的大門時，傳統計程車大夫們還在儒家文化

的祖傳寶庫中尋找抵制西方文明的精神武器。據說古代曾有讀《論語》退敵兵的戰

例，只要是“仁義之師”，定能所向無敵。但面對這些完全來自另一個文化世界，

只知道“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全副武裝的洋鬼子，再也無法用讀《論語》的方

式和“仁義道德”的說教來阻止他們的進攻，即使那些不大拘泥於“唯經唯聖”思

維模式的清軍將領，面對以自己祖宗發明的火藥武裝的洋槍洋炮也懵了，他們在一

番苦心孤詣的冥想後，終於從佛道二教文化中得到啟示，斷定這是洋人施展的妖術。

於是迅速組成了防禦戰術，大量的兵卒用手中的刀矛劍戈刺向肥豬、羊群，將一盆

盆鮮活的熱血潑灑到城牆上，以道戰妖、然而熱血未乾，國門卻在炮擊中搖擺得越

發厲害，大有傾刻即潰之勢。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嚴峻關頭，清帝國的將領和滿

口“子曰詩云”的學子們，除再次命人將糞便和汙物塗於城牆城門之上以破妖術外，

再也沒有什麼招數與敵一搏了。這個以儒家傳統文化構築的大一統的古老帝國，終

於在新的文明撞擊中走向沉淪當中華民族飽受了外敵的鐵蹄蹂躪和血腥屠殺之後，

驀然回首，才發現這體現儒家文化精神的“道德仁義、非禮不往”云云，原來竟是

吃人和被人吃的禮教。若這禮教專吃外敵，倒還是件幸事，遺憾和具有悲劇意味的

是偏偏去吃孕育呵護了它幾千年的中華子民。所以，當“五四”新文化運動掀起的

時候，以易白沙、吳虞、魯迅、李大釗、胡適為代表的有識之士，在響亮地提出了

“這塊孔丘的招牌——無論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來，捶去，燒去！”的

口號的同時，也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