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懂日文的人看了，說這人名叫佳藤重好，二十六歲，是個參謀。

這是石板寨的勇士們消滅的最後一個日本兵。

以後的事：

12月13日，遭受重創的第三師團第六聯隊終於和第三十四聯隊回合。

12月14日，日軍撤出荔波縣城，12月18日，日軍完全退出貴州，一直撤到了柳州、宜山防線。國軍各部持續跟進，不斷收復失地、不斷獲得“大捷”。至此，歷時二十天的“黔南事變”宣告結束。

1945年2　月，新任荔波縣長劉琦邀請“農民聯軍”到縣城聚會，說是要評功論賞。“慶功宴”上，總指揮潘文高被縣政府處死，農民聯軍被十三軍繳械。隨後，各路水族武裝繳獲的日軍物資全部被政府沒收，當作了國軍的戰利品。

從此，水族人民的抗日事蹟長期被人掩蓋，很少被外界所知曉。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一個日本旅遊團來到黔南，當時，貴州各界對外國人還比較稀罕，所以就由地方官員陪同他們四處參觀。旅遊團中有個第六聯隊的侵華老兵，他說，貴州的老百姓很厲害，當年把他們打得很慘，說他們中隊只剩下了二十一個人，整個聯隊也失去了戰鬥力，回到廣西后不得不重新進行整編。他還說，第三師團有個“勇士”渡邊總一郎，是個名演員，也被打死在石板寨——這個訊息讓當地的官員大吃一驚。

於是就請專家查資料，發現在日本防衛廳編寫的《廣西會戰》中，對第三師團步兵第六聯隊的作戰過程有如下記錄：“此地苗族性格兇悍，排外性強”，“當地居民的遊擊活動十分活躍，（第六聯隊）在山谷中前進，不時受到來自兩側高地的阻擊，前進緩慢，特別對後衛大隊的妨害尤甚。在運送傷員以及夜間運送戰死者時，要遭到游擊隊的射擊，為了處理死者屍體，各隊官兵是經受無法形容的困難才退下的。骨灰盒最初是木箱，隨後改為餅乾袋，再後為空煙盒，最後只能將骨灰裝入火柴盒了……”

至此，社會各界開始調查“黔南事變”期間水族人民英勇抗敵的情況，石板寨民眾抗日的事蹟也才逐漸為外界所知。

多年以前，馬甲曾經見過潘讓老人（應該叫“潘老讓”了），“抵抗者”的故事就是聽他說的。

潘老讓瘦瘦的，個子挺高，穿著水族人習慣的黑布衣裳。他的漢話不大靈光，旱菸抽多了，嗓子也有些嘶啞，可說到“抵抗者潘讓在此”的時候卻是口齒清晰、語音洪亮，精瘦的胸脯拍得咚咚直響：“我們，漢子，不怕，頂得住！”

那一天，潘讓的老伴剛好有點不高興，看見老頭子得意忘形的模樣，就給他潑冷水：“頂得住個屁！一看見酒罐子，你就抵擋不住了。”潘老讓頓時顯得十分氣餒。

在場的人都樂了，安慰他說：“真英雄都愛酒罈壇，梁山好漢遇到了美酒同樣也抵擋不住，沒什麼了不起的。”

聞聽此言，潘老讓立刻又振奮起來，黑黑的臉膛上泛出紅光，就好像喝了美酒一樣。

嘿！這可愛的水族老漢，這可敬的淳樸的抵抗者。

後記

戰爭的詩篇是用鮮血和生命寫就的，雖然總有絢爛的榮耀劃過長空，但留在天幕深處的，更多是無名者的默默的獻奉。

前些天看電影《集結號》，那些礦坑之下的遺體使我想起鄧九齡老人的一段話：“1955年，我們回上甘嶺收容遺體，山上的樹都活了，花也開了，紅的綠的。可我們的烈士卻爛得只剩下骨頭……心裡難受啊。”於是馬甲就想：在人民軍隊的征戰史上，究竟有多少個“九連”一樣的隊伍呢？

如果僅僅從“掩護撤退”的角度去看待他們生命的價值，陣亡者的結局無疑是悲壯而且略帶委屈的，但如果從“捍衛信仰”的角度去分析他們的行為，一切都將變得十分坦然——“九連”或者姜茂財，董存瑞或者譚嗣同秋瑾，當他們面臨犧牲的時候，其實只有一個信念能夠真正支撐起他們慷慨的付出，那就是：他們相信，在他們身後，活下來的人將會繼續戰鬥下去，直到共同的理想得以實現——這種高於生命的覺悟，是泛泛的“人性關懷”所無法解釋的。

能夠安慰死者的不是勳章、不是墓碑，而是他們的信仰是否得到了捍衛、是他們的理想是否成為了現實——斯皮爾伯格懂得這個道理，所以他讓大兵瑞恩站在戰友的陵墓前說：“我做到了，我是好人，一直是個好人”；而《集結號》的導演卻似乎並沒有明白其中的意義，所以，我們只在銀幕上看見了血肉橫飛和哥們義氣、只在逼真的音效裡聽見了淒厲的軍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