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病逝。就在他病逝的第二年，我進了法國自然博物館。德日進生前的辦公室一直空置在法國自然博物館，很久沒有新人來利用。有一天，我路過德日進生前辦公室的門口，對這位偉大的科學家的崇敬和懷念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但也就在這一刻，我腦海裡竟忽然閃出一個念頭：德日進會不會插手了‘北京人’事件？會不會就是他自己將‘北京人’收藏了起來？我進而還作了這樣的推測：‘珍珠港事件’爆發前夕，德日進將‘北京人’包裝好後準備運往法國儲存起來，但戰爭突然爆發了，他無法將‘北京人’運出中國，於是只好以神甫的身份將‘北京人’匆匆隱藏在了北平或天津的某個教堂裡。不過，我又很快又從另一個角度否定了這個念頭，那就是如果德日進真的隱藏了‘北京人’，為什麼在戰後十幾年中他一直保持沉默？這對於一個享有國際聲譽的科學家來說是不可思議的。當然，德日進有自己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準則，沉默十幾年也不是沒有可能。現在國際上有一種說法，說臭名昭著的英國皮爾唐人就是德日進搞的鬼，真正的始作俑者就是德日進。目前這種說法還在爭論之中，沒有最後結論。我想如果德日進真的是皮爾唐人事件的幕後策劃者的話，那麼他在這件事情上的沉默就能長達數十年之久。德日進對‘北京人’是有著深厚感情的，他的性格和信仰中有兩面性，作為科學家，他相信人類是按一定組織和邏輯不斷進化的；而作為神甫，他又是信奉上帝的。在這種雙重性格的驅使下，他將‘北京人’隱藏起來等待死後一同去見上帝，也不是沒有可能的。因此，我很難說我的推測是對還是錯。但我必須強調的一點是，即使德日進真的是‘北京人’的隱藏者，那他也完全是出於一個科學家對‘北京人’的真心袒護才這麼幹的，而決不是為了想日後販賣個高價以滿足自己的私慾。”

“棒思先生”，我們插話道，“您的推測固然大膽、浪漫而又精彩，但作為一個科學家，您比我們更知道證據兩個字的重要。”

“是的，”棒思先生嚴肅地說道，“正是為了取得證據，我曾和我的同事在德日進的辦公室以及他經常活動的地方作過多次搜查，特別是對他的遺物進行了比較全面的檢查，希望從他的筆記、書信或未發表的文章中找到破譯‘北京人’下落的密碼。可惜沒有結果。我最近的一次努力是去年秋天的這個時候，德日進的幾封通訊在法國一個神甫的家中被發現，這位神甫早已死去，是他的後人在清理遺物時得到的。我檢視了這幾封信件，還是沒有找到破譯‘北京人’下落的密碼。不過，為了解開‘北京人’下落之謎，我今後是不會放棄對德日進所留遺物哪怕是半點蛛絲馬跡的追索和探尋的。”

最後，我們問棒思先生：“您認為尋找‘北京人’有意義嗎？”

棒思先生以一種很遺憾的口氣說道：“當然很有意義。因為古人類化石之所以珍貴，是因為它的發現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目前全世界發現的這類化石並不多，而‘北京人’又是對人類的起源與發展有著關鍵作用的珍貴化石。如果‘北京人’仍健在，我們可以用先進的科研手段如電子掃描器等去獲取它更多更隱秘的資訊。所以我希望全世界各個學科的科學家以及有識之士，積極投身到尋找‘北京人’的行列中去。”

結束了對棒思先生的採訪，一個懸念卻在我們心中揮之不去，這就是，德日進是否真的捲入了“北京人”失蹤事件？為了搞清這個有點聳人聽聞、驚世駭俗的“新聞”，第二天，我們又專門找到了法國自然博物館館長德倫利。儘管德倫利的年齡和棒思相近，但由於沒有太顯眼的鬍鬚以及並不濃密的白髮，所以看上去要年輕一些，而就其性格和舉止來說，德倫利則顯得更穩重，更謹慎。

當我們的話題一開始便觸及到德日進是否參與了轉移或藏匿“北京人”的問題時，德倫利先生似乎並不像我們想象中的那麼吃驚，他很平靜地說：“德日進雖在中國工作了２０年，但他本人卻一直屬於法國自然博物館的科學家。儘管我不太相信作為德日進這樣一位享有國際聲譽的科學家會幹出隱藏‘北京人’的事來，但１９８１年我被任命為法國自然博物館館長時，還是組織全館人員對館內包括德日進原辦公室在內的每一個角落，進行了一次清理和檢查，希望能透過德日進遺留下來的哪怕一張紙條、一本書、一個信封或一塊布片，找到與‘北京人’下落有關的點滴資訊。可令人遺憾的是，我三天的努力除了清查的範圍比棒思先生更廣更徹底之外，結果還是一所無獲。”“當然，德日進的遺物有兩個地方儲存，”德倫利接著說道，“一個是設在法國自然博物館的德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