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基礎

近代以來新思想的發展

鴉片戰爭後中國的民族危機日益嚴重，封建統治的危機也一步步加深，先進的中國人開始思考要透過何種道路來挽救中國的問題。林則徐、魏源等主張“向西方學習”，發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呼聲，成為學習西方的先聲。但是他們的思想由於受到種種限制，並沒有付諸實踐。洋務派將“向西方學習”的思想付諸行動。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務運動，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指導下，主要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希望以此達到“自強”、“求富”的目的。洋務運動開啟了中國近代化的程序。但是甲午戰爭的慘敗卻表明靠洋務運動並不能救中國。

早期的資產階級維新思想萌芽

早期資產階級維新派中的很多人親身參加了洋務運動的實踐。經歷了甲午戰爭的失敗後，他們認為洋務運動僅將“制器”作為學習的重點是不夠的，中國真正要學習的是西方先進的政治制度。早期維新派主要針對一些具體問題提出了改革方案，沒有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他們只進行一　些理論上的宣傳，很少從事實際的政治活動，有很大的侷限性。儘管如此，他們掀起的維新思潮仍然產生了廣泛影響，並對康、梁維新思想的產生起到了思想先導的作用。

維新思想的進一步發展

康有為打著“託古改制”的旗號，將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學說與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相結合來宣傳變法。他之所以要借用孔子的名義來宣傳西方的政治制度，康有為的思想在當時極具震撼力，　為維新變法奠定了理論基礎。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然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體現了他對封建頑固勢力的妥協。

梁啟超將維新思想的影響進一步擴大。梁啟超的維新思想在當時的一些愛國知識分子和開明官僚中產生了較大反響，大大增強了維新變法的聲勢。

嚴復認為要挽救中國，必須維新，要維新，必須大侶“西學”。他透過發表文章和翻譯西方著作，無情抨擊了封建頑固思想，提出了“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維新主張。嚴復雖然沒有參加維新運動的實踐，但是他對西學的介紹和宣傳卻對近代早期知識分子起到了思想啟蒙的作用，也為醞釀中的戊戌變法提供了強有力的思想武器。

維新派與頑固派的論戰

三個“要不要”的論戰，即要不要實行維新變法，要不要改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為君主立憲制度，要不要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一種新思想的產生，必然會遭到保守思想的反對，維新派和頑固派的論戰不可避免。這是一場維新與守舊、變法與反變法的爭論，是中國的資本主義思想同封建主義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鋒。維新派利用這次機會使自己的思想廣泛傳播開來，中國的知識分子進一步開闊了眼界，解放了思想，更多的人倒向了維新陣營。

康有為出生於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贊修是道光年間的舉人，父親康達初做過江西補用知縣。康有為自幼學習儒家思想，1879年開始接觸西方文化。1882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沒有考取。南歸時途經上海，購買了大量西方書籍，吸取了西方傳來的進化論和政治觀點，初步形成了維新變法的思想體系。

1888年，康有為再一次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藉機第一次上書光緒帝，請求變法，受阻未上達。

1891年後，他在廣州設立萬木草堂，收徒講學，弟子有梁啟超、陳千秋等人。

1895年，他到北京參加會試，得知《馬關條約》簽訂，聯合1300多名舉人，上萬言書，即“公車上書”，又未上達。當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書，得到了光緒帝的讚許。7月，他和梁啟超創辦《中外紀聞》，不久又在北京組織強學會。

1897年，德國強佔膠州灣，康有為再次上書請求變法。次年1月，光緒皇帝下令康有為條陳變法意見，他呈上《應詔統籌全域性折》，又進呈所著《日本明治變政考》、《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二書。4月，他和梁啟超組織保國會，號召救國圖強。6月16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勤政殿召見康有為，任命他為總理衙門章京，準其專摺奏事，籌備變法事宜。

梁啟超出生於小地主家庭，其父以塾師為生。梁啟超自幼在家接受啟蒙教育。11歲至廣州應學院試，中秀才。後在“學海堂”就讀，於經史子集無不涉獵，17歲中舉人。18歲購得《瀛環志略》，從此開始接觸西學。不久，以弟子禮拜見康有為，並於1891年受業於萬木草堂，其“一生學問之得力，皆在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