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茗請講。”譚嗣同說道，臉上同時現出了關注和熱切的神色。

“我是軍人出身，三句話不離本行，請二位不要見怪，”孫綱說道，“甲午戰前，日本舉全國之力欲圖我國，我與海軍將士積極備戰之時，聽聞日本國內僅教授童蒙之西式小學校，就有三萬餘所之多，中等學校二百餘所，高等學校及西式大學堂二十餘所。而其時我國西式學堂則寥若晨星！國之興盛，首重人才，後海軍將士每論及此，皆扼腕浩嘆，言僅此人才一項，我中國落後日本不知幾許，遑論泰西諸國！如今日本雖為西國所分，然仍能久持不亡，即其得益於此之一端也。我國處列強夾縫之中，倖免於日本幾近亡國之局，乃借彼列強之均勢得存而不亡也。如今共和雖成，而我民仍受制於無形之網羅，多囿於舊學，我之孩童少年自識字起仍受教於文章詞藝，於西學之算術、格致、繪圖等基礎之學一無所知，豈是興國之道？”

“敬茗之意，是要從我中國少年之教育開始。”譚嗣同點頭說道，

“若有十萬學校教授我華夏少年，勝於十萬雄兵！不然，縱得鐵艦千艘，無人能用，亦是枉然！”孫綱說道，

他這些話並不是在這裡危言聳聽，遠的不說，對中國海軍而言，現在已經出現了人員緊張地問題。眼下即使他把所需要的軍艦全都弄出來，沒有熟練的海軍官兵來操縱，這些努力也都是徒勞的。

而中國現在僅憑現有的幾所水師學堂，是沒法保證海軍的兵源的！

“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梁啟超有些激動地說道，“少年，才是我中國之希望所在啊！”

“那我們就為了這少年中國而努力吧。”譚嗣同看了看梁啟超，對孫綱說道，

關於這個“教育從娃娃抓起”的事，孫綱和譚嗣同梁啟超又商量了一下之後，梁譚二人給出了孫綱一個在全國範圍內興辦“義學”的章程，孫綱表示將就此章程請“議政院”的各省代表公議，並提交政務院，以政務院令地形式公告天下，由禮部教育司領導全國各省市地方施行。

主要負責軍事和國家安全的政務院參政孫綱居然關心起教育來了，讓李鴻章很是奇怪，以為他是不是聽誰說什麼了，而孫綱告訴李鴻章，海軍現在面臨著“後繼乏人”的危險之後，李鴻章明白了孫綱的意思，並把一個人推薦給了他。

“此人曾任天津水師學堂總教習、會辦，後以同知銜選用知府升總辦，總理水師學堂長達二十年，後因妄言廢科舉八股遭劾而去職，”李鴻章說道，“他當初向我力言國民強制教育之利，和你弄的這個章程有很多異曲同工的地方。他曾向先皇上書，極言八股之害，惜為頑臣所阻，乃一心著書辦報，以求啟迪民智。此番我有意讓其重整水師學堂，還不知他肯不肯來呢。”

李鴻章一說起這個人曾經擔任過天津水師學堂的總辦，孫綱的腦中立刻就現出了一個人。

李鴻章說地這個人，就是在中國近代史上大名鼎鼎地嚴復！

嚴復，原名宗光，字又陵，後改名復，字幾道，是福建侯官人，中國近代極有影響的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翻譯家和教育家，是中國近代史上向西方國家尋求真理的“先進的中國人”之

嚴復出生在一個醫生家庭，1866年嚴復考入了家鄉的福建船政學堂，學習英文及近代自然科學知識，五年後以優等成績畢業。在1877年到1879年，嚴復等被公派到英國留學，先進入普次茅斯大學學習，後來轉到了英國格林威治海軍學院。

在清朝選送到英國地海軍留學生中，據李鳳苞評價，以造詣而論，則以劉步蟾、林泰曾、嚴宗光、蔣超英等四人最為出色；而劉步蟾、林泰曾知“水師兵船緊要關鍵”，“足與西洋水師管駕官相等，不但能管駕大小兵船，更能測繪海圖、防守海口、佈置水雷。嚴宗光於管駕官學問之外，更能探本測源，以為傳授生徒之資，足勝水師學堂教習之任”。所以後來嚴復長期擔任天津水師學堂總辦，不是沒有原因的。

後世廣為人知地是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和其它一系列的思想啟蒙著作，卻很少有人知道，他竟然是和劉步蟾、林泰曾等人齊名的海軍精英！

但現在聽李鴻章說的，嚴復好象對中國的教育事業一直很上心，而且還有和自己以及譚嗣同梁啟超等人相近的見解，這可是孫綱事先沒有想到的。

看樣子嚴復不僅僅是著書譯書的思想啟蒙先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