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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場幾人都被姜成“驚世駭俗”的觀點給驚到了，米蘭有點不甘地問道：“這不顯示出了陳家洛比乾隆、木卓倫更有人情味的一面嗎？”

“話是這麼說沒錯。但是！”姜成雙手一攤，“你要知道，陳家洛他是紅花會的總舵主，肩負著反清復明的重大使命，肩負著紅花會上上下下幾千人幾萬人的身家性命，他的身份決定了他不能過於感性！紅花會在乾隆反水後，差些在雍和宮中全部被毒殺，幸而抓住了乾隆的寵兒福康安作交換才脫險。不過反清基業已全部葬送，剩下的人也大都心灰意冷，最後退隱江湖。可以說，因陳家洛一人，把整個紅花會上下幾代人努力的心血都浪費了，最後還自欺欺人的對自己說‘乾隆是漢人，他的王朝也是漢人王朝’。這不扯嗎！”

米蘭張了張嘴，說不出話來。

這時，李國立卻忽然鼓起掌來，讚賞地說道：“精彩！阿成，你這觀點很精闢嘛，怎麼能說只看了個大概呢？那你覺得這本書還有什麼可取之處嗎？”

說到這裡，姜成索性也就豁出去了：“那是當然，雖說我個人看不上《書劍恩仇錄》這本書，但它的確還是一本經典的武俠小說。作為金庸先生開山之作，金庸先生成功地在書中突出描寫了自己所崇尚的俠文化。一般的俠，體現在以武功來扶善鋤惡，扶危濟困，打抱不平。這雖不及大俠的旨歸宏遠，但本質上仍然是入世的，呈現了一種積極的人生態度。不過上古時代中國的俠似乎並不具備後來的、其實只有在文學中才完備的道德理性。司馬遷的《遊俠列傳》中的人物，主要是感恩知報，重然諾，輕死重義。他們的人生純粹是為私人恩怨的，不怎麼計較是非。其中許多人，成了私債的奴隸，只好以死償之。這種俠，很個人化。大約他們對個人的尊嚴看得十分重，收受了他人的恩惠就會覺得自己的人生有了虧欠，要不惜一切代價把心理的虧欠擺平才安心。以私人的方式——武力干預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即韓非子所謂“儒以文亂綱，俠以武犯禁”。後世的俠，要普遍地助危濟困，並不限於報答和自己有特殊關係的人，所以更有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的色彩。金庸先生創造的武俠就屬於後一種。不管到了哪裡，路見不平，就需出手干預，不管和自己是不是相干。用金庸小說中人物的話來說就是“為國為民，俠之大者。”這種武俠形象的形成和普遍化，大約與清官一樣，是由於現實社會中人們對於不平等現象的無能為力，因而寄希望於那些具有特殊人格、能力的人們。

陳家洛這個人物，雖然我看不上，但他身上還是有著金庸先生筆下的俠之美德。即任重道遠，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氣節，託孤寄命、臨大節不可奪的操守。

而且在小說中，我們還可以看到金庸先生對中外各種古今文化的交融。這體現了金庸先生對古老中華傳統文化的迷戀，包括對琴、棋、書、畫、醫、武諸藝，儒、道、佛諸學的傾倒，但也不乏對新文學以及西方藝術手法的借鑑。如金庸先生對小說中人物的描寫，便吸收了許多古典長篇名作的手法，形成了他獨有的渾穆藹然、從容超俗的總風格。《紅樓夢》寫家境方面的細膩入微，寫情愛方面的含蓄和美與天真渾樸，對金庸小說影響極大，從章法到人物出場都可看出。尤其是俠義門派之間的爭鬥，或運籌帷握，或揭竿而起，或攜敵入室，或化仇為友，明顯是羅貫中慣有的手法。江湖行俠，仗義行武，尤其是對現世相的刻劃更切近《水滸傳》梁山泊群圖。而在《書劍恩仇錄》中的香香公主喀絲麗身上，我們還能看到《荷馬史詩》中的著名美人海倫的影子。這些細節，讓我們認識到金庸先生出眾的才華以及金庸小說中古今中外文化的交融並蓄。

還有，在《書劍恩仇錄》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很多現代意識，如對傳統女性形象的顛覆，這體現在霍青桐和香香公主這兩個與眾不同的女性角色身上；如民族平等思想，這體現在書中多民族文化的描寫；如無根感的描寫，書中主要體現在‘家’的缺失，即父親形象的缺席，也就是主角陳家洛自幼喪父，帶來了存在根據的缺失。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這本小說中包涵著迷人的文化氣息、豐厚的歷史知識和深刻的民族精神，這些都是這本小說的可取之處。”

話音落下，在場四人都鼓掌致敬。

胡歌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