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意思的是，鮮卑拓跋像蒙古草原狼一樣愛動腦子極善學習，他們對漢文化極為痴迷，又一次表現出遊牧民族在文化和制度上開拓進取、勤奮學習的民族性格。在馮太后和孝文帝時期，大力倡導全民族學習漢文化並與漢族通婚，幾乎達到全盤漢化的程度。後來百萬鮮卑遷都洛陽以後，完全使用漢語漢服漢制度，甚至將鮮卑姓改為漢性，例如將皇族拓跋氏改為長孫氏。讓南朝漢人來使，一時分不清是到了胡國還是到了漢國。

需要說明的是，草原民族對漢文化的主動接受是有深刻的種族根源的：一是，漢文化中有至高無上的天崇拜，也就是騰格里崇拜，而漢文化中的天崇拜本來就是來源於草原民族的騰格里崇拜，是炎黃先祖從草原帶到中原的原始崇拜。因此蒙古草原遊牧民族的最高崇拜與漢族天崇拜文化不僅不衝突，反而因原始崇拜的親緣關係而情感親近，容易接受。後來蒙古本土的蒙古族和華夏的漢族最終沒有接受基督教和伊斯蘭教，而都接受佛教，也是與蒙古族和漢族共同的最高天崇拜有很大關係；二是，漢文化儒學中也具有早期儒學遺留下來的強悍進取的遊牧精神，像“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強健不屈的精神也頗合草原民族性格和狼圖騰精神；三是，儒家全力維護“天子”，也就是“騰格里之子”的皇權。總之，漢文化本來就是遊牧民族來到農耕地區而逐步發展起來的文化，因此，當後來的草原民族入主中原農耕大地之後，就不必在文化上從頭開始，只要把遊牧先輩和後輩的文化成果拿來即可。當然，後來鮮卑、蒙古族和滿族都看到了漢文化的缺陷，在接受漢文化時做了不小的取捨，並增添了許多遊牧文化的內容。

還需要說明的是，傳統觀點認為遊牧民族雖然可以在武力上征服中原，但是漢族卻可以用漢文化征服遊牧民族，這實際上是一種大漢族主義觀點。這種觀點最大的錯誤在於否定了最根本的非文化因素——華夏農耕土地的征服作用。華夏廣闊的農田能夠征服和軟化古代任何武功強悍的遊牧民族，華夏農田的征服作用遠遠超過文化上的作用。遊牧民族被漢文化征服的觀點的片面性，又在於否定了漢文化中的遊牧成份，否定了漢文化中的遊牧民族的部分所有權。而且，實際上游牧民族也不是被動地被漢文化征服，而是遊牧民族主動地選擇了漢文化，而這種主動選擇重要的原因也是由於漢文化中有遊牧文化的成份。

鮮卑拓跋的改革相當成功，北魏政治穩定，經濟繁榮，人口劇增，國際交往頻繁，一派東方大國強國的風貌。而且文化發達，佛教盛行，雲岡、龍門石窟中的北魏時期的大石佛至今令人景仰，使昏庸腐敗、內亂短命的南朝漢族國家根本無法與之相比。以至於後來的中國人大多知道大名鼎鼎的北魏，而對同時期南朝漢人的宋國和齊國知之甚少。北魏和南朝的鮮明對比，說明華夏農耕文化和民族性格已開始暴露出它致命的羊性軟弱性。遊牧民族一旦集合起整個民族的力量，抓住一次機會便可以武力入主中原，再經過短短的幾代，就可以把華夏民族花費幾千年時間創造出來的文明成果學到手，甚至還超過你一頭。而缺乏進取精神的漢民族，雖然文化比草原民族先進，但是它不得不依靠定期或不定期的輸血為生。如果幾百年不進行一次大規模狼性血液的輸血，它的骨頭就軟得難以支撐華夏大廈。古言道，“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實際上真正的“王者”就是遊牧精神和性格，而某個具體的王者，就是遊牧精神和性格的某個代表人物。

鮮卑統治北中國長達140多年，這次草原民族對華夏農耕民族的輸血和混血，意義重大，影響深遠。所謂輸血和混血，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遊牧民族入主中原以後在遊牧精神和性格上對農耕民族的深刻影響。所謂“輸血”，也就是遊牧精神的輸入；二是種族混血雜交，增強民族雜交優勢，增加新性格人群的數量。“五胡入中華”造成中原大地巨大戰亂，洛陽焚燬，血沃中原，十室九空，人口銳減。戰亂又造成華夏民族第一次規模巨大的民族大遷徙。據史料記載，中州，也就是中原，大約有六七成的漢人逃往江南，這又進一步地減少了北中國的漢族人口。此後源源不斷來自草原的遊牧民族，尤其是鮮卑族，便填補了空蕩蕩的中原和荒涼的洛陽。《中國通史簡編》說：“照江統《徙戎論》所說，關中人口百餘萬，氐羌和鮮卑等族約佔半數。”魏孝文帝從平城遷都到洛陽時，就遷來鮮卑文武百官和軍隊，連同他們的家屬和奴僕，總數不下100萬人。為了學習漢文化和增加人口，鮮卑統治集團親自帶頭實行鼓勵鮮漢通婚的政策。由於居於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