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住臣權，才能夠穩定國家，這話曹髦肯定聽得進去啊。

崔季珪以史為證，一步步說到了漢初：“漢之肇建，蕭、張、曹、周等功臣得力大焉，乃不得不與之共治。逮之漢武，初設內朝，外製丞相，以大君權，遂能北逐匈奴而南收嶺表，漢之盛焉，莫之可比。後世因之，乃有昭宣之治、明章之盛。今吾魏初立，亦以顯爵、高位、實權以酬功臣，然不可為萬世法也，陛下當漸收權柄，以期永年……

“然是令公為先帝做制度，大廣臣權而侵君柄，裁削內廷而實外朝，混亂社稷以媚功臣，臣竊以為不可。人心無可測也，君子但見所行，不妄度人心，臣不敢雲令公為不忠矣，然其所行實有虧也，乃斗膽以諫陛下。若使外朝勢盛，則漢惠受制諸呂，漢文委政周、陳，漢武恚怒竇、田，其事或當見於吾魏，則陛下欲紹繼先帝之業，成輝宏大志，為萬世所尊慕者，難矣哉！”

傳統的儒家士大夫，其最高政治理想就是君王垂拱而治，賢臣實理國家。其實所謂的“虛君”思想很早就已經萌芽了。因為君王主要是社稷的象徵，故此代代相傳，父死子繼或者兄終弟及，你保不準會養出什麼奇葩來，若是君權過大，一旦出個昏君。士大夫想要救國都搭不上手去——出暴君更慘，士大夫也將如同平民百姓一般朝不保夕矣。而臣僚大多是非世襲的，只要機構穩定，運轉正常，自然能夠滌濁揚清，把賢人拱上高位，如此國家便可安泰。

當然啦，一旦官僚機構出點兒問題，士大夫們往往第一時間想的不是推舉賢人。而是請君主仲裁，就基於這麼點兒傳統惰性，他們也不會真願意搞“虛君”那一套。

所以說是勳如崔琰所言“大廣臣權而侵君柄，裁削內廷而實外朝”，是有廣泛群眾基礎的，故而新定製度，就連陳群那種徹底的保守派，都只在枝節問題上跟他起齟齬。大方向上並無異言。對於官僚士大夫來說，內廷那些都不是官。非自家同類也，只是君主的私人，而一旦內廷權重，君主用私人用順手了，那什麼外戚、宦官都會驟登高位，東漢朝因此而敗。這教訓還不夠深刻嗎？

只是倘若人人都能明確自己的屁股位置，無人叛逆自身階級或者階層，世界上也就不會有那麼多紛爭和動亂了。崔琰同樣是士大夫，但他的觀點就與是勳截然不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是自身階層的叛逆者——因為儒家講究君臣父子。天然有序，那麼居高位者自當掌權，居下位者只該遵令執行，也便順理成章。合著不能老爹光主祭祀，表面尊崇，其實兒子們都不聽他的話呀，那家族還能管理得好嗎？同理，若君主無權，移之於下，那就是沒有一個明確的領導啊，各說各話，國家還能治理得好嗎？

再說了，崔琰如今身在內廷，他當然希望自己這個秘書監掌握實權，而不僅僅只是君主和中書檯之間的傳聲筒啦。

所以才長篇大論地勸諫曹髦，說是勳制定的那一套制度根本上就有差誤，長期執行，對國家絕無好處。陛下您如今年紀還輕，只能放任臣子們掌控國家，可你終究是要成年的啊，一旦親政，結果發現自己手頭權力已經被瓜分得七零八碎了，到時候你能夠忍麼？

我不敢說是勳不忠心，但我不認為他的施政理念完全正確，希望陛下您能夠明見我的忠誠，睜大眼睛瞧瞧是勳究竟做了些什麼，好尋找機會“撥亂反正”，使國家體制真正走上康莊大道。

曹髦沉吟良久，微微點頭：“卿所言亦似有理，然則當如何做耶？即收外朝之權歸之內廷耶？”崔琰說您絕不可心急，急必生變——“昔霍光之廢昌邑，昌邑果失道耶？其世即多有疑霍光專權陷主者。臣亦不敢雲霍光不忠，唯昌邑性急，才入未央便大用私人，光恐政亂，故乃放之。‘治大國若烹小鮮’，若驟更制度，人心必亂，人心亂則新政不行，新政不行則群臣疑主，國焉得治？當覓良機，徐徐侵削外朝之權，以歸政陛下，自然群臣不怨——則是令公便欲為霍光，安可得耶？”

說到這裡，匆忙又補上一句：“霍光非敢妄行，實受田延年慫恿也。即是令公無擅權心，群僚中得無一二田延年乎？”

史書記載，昌邑王劉賀亂政，霍光也拿他沒招，只是滿腔憂憤而已。大司農田延年卻站出來挑唆霍光，說：“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然後又拿伊尹放太甲於桐宮的前例來說事兒。霍光這才召集百僚商議，提出廢黜劉賀，大家夥兒全都驚了，還沒人表態呢，田延年又跳出來了，而且“離席按劍”，故意責難霍光，說你受先帝重託，難道就眼睜睜地瞧著皇帝胡作非為嗎？“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