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薩班的高徒，中統年間（也可能是聖元年間）由帝師八思巴推薦，得以面見忽必烈，得到信任，奉詔居於五臺山主持佛事。由於他名氣大，常往來京城間，為蒙古王公們授法灌頂，加上他能以藏藥治病什麼的，很受器重。膽巴的相貌很特別，長有兩顆大而長的暴牙，露於齒外。這種大眥牙，在當時蒙古人眼中都被視為“異相”。這哥們一張大臉雖然有些像鼴鼠，為人卻很正直。

至於桑哥，由於一直“狡黠豪橫”，膽巴對這個徒弟日益生出反感，斥責並與之疏遠。但是，桑哥“好言財利事”，正得忽必烈歡心，先把他升為“總制院使”，類似今天“宗教事務局”的主管，“兼治土蕃之事”，又有治理藏地的實權，地位越來越高。他入相後，向忽必烈進讒言，把膽巴國師外貶，一會把這位高僧貶往臨洮，一會兒又把他流往潮州，很想在途中使膽巴勞累得疾而死。

惡徒欺師，從此即可看出桑哥卑劣的人品。不過，膽巴命大，桑哥被誅後，終於活著回到大都。

其實，阿合馬、盧世榮被誅後，忽必烈也意識到儒臣的重要性，並任命程文海（字鉅夫）為侍御史，行御史臺事，派他到江南招募漢族名儒。

臺臣對奏，表示說程文海是“南人”，年紀又輕，“不可用”。忽必烈大怒，叱責道：“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臺、院，必參用南人。”以此，忽必烈也想平衡西藏色目“財臣”和漢人儒臣在朝中的政治勢力。

行詔江南時，忽必烈一改昔日蒙古文書，“特命以漢字書之”。

程文海此次江南之行收穫頗豐，為元朝網羅招致了葉李（曾在南宋上書指斥賈似道）、趙孟（宋太祖之子秦王趙德芳之後）等二十多位名儒，惟獨南宋舊臣謝枋得堅守臣節，力辭不至。

漢人儒臣雖得任用，儒戶御役也得減免，但元朝兵戈繁興，維護帝國如許大的攤子，沒錢萬萬不行。於是，吐蕃人桑哥又被忽必烈當作新一位“財神爺”。

公元1287年初（至元二十四年），在麥術丁建議下，忽必烈任桑哥和鐵木兒為平章政事，重新立尚書省，“改行中書省為行尚書省，六部為尚書六部”，更定鈔法，在朝境內頒行“至元寶鈔”。

桑哥這位吐蕃人翻臉不認人，上任後首先檢核中書省賬目，查出中書省“虧欠鈔四千七百七十錠”，時任尚書省平章的麥術丁自認倒黴，只得“自伏”，心中暗悔日前薦引桑哥當“理財”大臣。於是，桑哥雷厲風行，在省部及各地大行“鉤考”，當眾命從人毆打漢族大臣，殺了不少與己議不和的人立威。

由於桑哥斂財有道，為元廷在半年多時間內增加了不少收入。漢人左丞葉李等人希旨，上奏忽必烈認為桑哥應該任“右丞相”。所以，同年十一月，元廷就詔任桑哥為“尚書右丞相兼總制院使，領功德使司事，進階金紫光祿大夫”。桑哥乘機又擢升了好幾個私人黨羽。

縱觀桑哥的“經濟改革”措施，其實與阿合馬如出一轍。其一，“以理算為事”，設徵理司這樣的新部門，對江淮、四川等六個行省財賦進行理算，“鉤考”地方倉庫，大肆搜刮，“毫分縷析，入倉庫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家而避之”，天下騷然。其二，更定鈔法，發行“至元寶鈔”新鈔。新鈔折中統舊鈔一貫文折五貫文。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條，增加課稅，鹽引由三十貫增為一錠，茶引由五貫增至十貫，商稅方面更是大幅增收，江南地區增至由先前十五萬錠至二十五萬錠，內地由五萬錠增至二十萬錠。“世祖（忽必烈）皆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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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樹“功德碑”的吐蕃人：桑哥（2）

其實，桑哥“改革”重要內容之一的“鈔法”，原意是想“新者（至元鈔）無冗，舊者（中統鈔）無廢。”但歲賜和餉軍等事皆以中統鈔為準。百官會議時，桑哥等人提出“至元鈔二百貫贓滿者死”。眾人唯唯之時，新入朝的趙孟年輕氣銳，高言道：“始造鈔時，以銀為本，虛實相權。今二十餘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鈔）為至元（鈔）；又二十年後，至元鈔必復如中統（鈔）。使民計鈔（以鈔額數量）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相比較），謂之二虛；四者為直（值），雖升降有實，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最為適中。況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乃欲以此（鈔額）斷人死命，似未可也。”這位宋朝王孫以刑名說事，實際上是他已經指出了桑哥“鈔法”的虛弊。

大臣中有人為巴結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