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的一種成熟表現。

兩千多年的歷史程序中，其社會、歷史、人文的互動過程，是相當複雜的，任何人想用一句簡單的口號或單一的原因，來解釋所有的現象，都過於武斷（邏輯上的全稱命題在現實世界中，根本缺乏經驗意義），更何況“五四”運動的時代價值，不在於它是否為中國指出一個正確的路向，而在於它提供中國知識分子一個反省的動力。事實上，在“五四”時期批評儒家的人，根本就不一定懂得儒家，孔老夫子只不過是“革命行動”中爭取群眾的“替死鬼”而已！

儒家是不是該為兩千多年來中國所有的罪惡負責，是一個很嚴肅的課題，除非真正是研究儒家的內在精神，再加上了解歷史的外在情境，否則很難做出一個正確的判斷。我認為柏楊先生只在歷史的外在情境上打轉，不瞭解儒家的真精神，所以把很多不是儒家的東西，都當成儒家。事實上這就是一般“治史而不治思想”的知識分子所犯的通病。

我建議柏楊先生研究一下余英時先生的《歷史與思想》，以及熊十力先生的《原儒》，也許對“什麼是儒家”，會有比較清楚的認識，否則像柏楊先生這麼知名人士，連定義都搞不清楚，就“拾人牙慧”，大放厥辭，豈不是又替“醜陋的中國人”添一腳註？

熊十力先生是民國以來相當有“功力”的思想家（當然這和相當“有名氣”的思想家有很大的差別）。余英時先生是目前中國思想史研究的領航人物，他們兩人都共同認為儒家根本就沒有在中國曆代政治舞臺上以其真面目出現。熊先生認為“儒家經典迭遭竄改”，餘先生則指出中國兩千多年來所實行的，根本是法家而不是儒家，這種“陽儒陰法”的政治制度，使得儒家背了兩千多年的黑鍋！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我比較相信嚴謹的學術性論者，而不相信情緒性的判斷，街談巷議的率爾之言。沒有人會責怪一個傑出的科學家在政治上的幼稚見解，但是人們可以鄙視他要求別人對他政治見解的欣賞。我認為一個人不可能懂所有的東西，“不懂就不要說”，這是對自己誠實，對聽眾尊重。如果柏楊先生只想當雜文、小說作家，我沒什麼可建議的，但是如果他想嚴肅地談儒家傳統這類話題，我建議他應多讀點學術性書籍，以免有“不惜羽毛”之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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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醜陋中國人餘波

執筆者餘波先生

文載1984年10月22日愛荷華《愛荷華大學中國同學會會訊》

中國人有一個特性，就是諱疾忌醫——其他種族相信也許更嚴重，我不是研究人種學的，也不搞統計，無法提出這方面的證據——柏楊指出中國人的種種醜陋點，正是冒犯了這些人的大忌，難怪要捱罵。再說，他一下子罵了上萬萬的人，也活該被罵。上一期會訊裡，罵他的人是個“後生小子”，年齡也許還不及他老人家歲數的一半，這種不怕“權威”（不是權勢）的精神，是頗令人讚賞的。只是縱觀全文，南日君所提出的批駁柏楊的證據，只是熊十力和余英時的論點。他說，熊十力先生是民國以來相當有功力的思想家，余英時先生是目前中國思想史研究的領航人物！就憑一個有功力，一個領航，他就無條件接受他們的看法，利用他人的看法去批駁別人的見解，這不是又犯了迷信權威的毛病嗎？熊餘兩人是何許人物，恕我孤陋寡聞，連聽都沒有聽過，幸好我一不是研究哲學的，二不搞史學，三來身份屬“東南亞華僑後代”，對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瞭解不深入，按照“不知道就不要說”的原則，實在不該寫這篇文章。只是我覺得南日君的火氣旺了點，口氣也很大，缺少儒家敬老尊賢、長幼有序的作風，因此忍不住要說幾句話。

“儒家根本就沒有在中國曆代政治舞臺上以真面目出現”、“儒家經典迭遭竄改”，這些論證的提出，並不需要有太大的功力，只要對中國歷史稍有點涉獵的人都懂，也非常有說服力，至於“餘先生指出中國兩千年來實行的根本是法家而不是儒家”這個論證，就太玄得叫人難以相信，不知南日君能再為文解答此中玄奧之處嗎？

我讀過的“學術性書籍”寥寥可數，不過有關中國文史的雜書野史，倒是看了不少。據我的粗淺認識，中國不是沒有民主的傳統，堯舜禹湯實行的公天下，就不會輸給現代的民主選舉制度，戰國春秋時代是個自由風氣鼎盛，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時代，那種民主精神實在叫現代的中國人羨慕不已。後來漢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中國的民主就被鎖進冰箱裡了，中國實行的就一直是隻有人治，沒有法治的封建主義法統。統治者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