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走前，姚從吾送李敖一套《大陸雜誌》合刊。

回到部隊後，9月30日李敖收到學友蕭啟慶的來信：

20日上午，到第一宿舍訪您末遇，據他們說，您宿在老景家未回來。十點多回到研究室，章銓告訴我，我出去時您曾來過。我再四處尋您時又尋不著了。我們很久未曾長談了，這次您北來，又陰錯陽差地失去了和您長談的機會，實在很遺憾。24日上午，姚老又命我送兩百塊錢給您“濟急”，我知道您已經走了，而且，即使還在也不會收他的兩百元，雖然如此，還是走了一趟。果真您已在前一天南歸了，再回去向姚老報命，並把款子還給他，並代您謝了他的好意。

李敖素來以追求“鐵石心腸”為目標，但姚從吾老師的這一片古道熱腸，還是把他這個硬漢子感動了，這一天他在日記中記有：“姚老頭兒實在太熱情。”

10月30日，李敖又收到蕭啟慶的信：

昨日和姚老閒談，據他說，胡大博士仍有意“栽培“您，但希望您讀完臺大歷史研究所。姚老也為您想到解甲後的職業問題，他想聘您為國家講座的研究助教。雖然規程仍未決定，　但他認為不會有太大問題。如此，您便可以安心讀幾個月的書，而不必為醬爆肉擔心了。他叫我現在不必向您透露，所以您去信也不必提起。

李敖本來不準備給姚老師寫回信，但面對姚老師這殷殷扶攜之情，他再也不能無動於衷了。

11月7日，李敖在營房裡，藉著一位老士官的燈光，給姚老師寫了一封流露出真情的信，信中寫道：

從吾師：

啟慶來通道及老師託他送錢給我的事，非常感激您的關懷，四年來，老師對我的照顧實在很多，不論在治學上做人上乃至經濟上，我都經常沾到您的教誨與鼓勵。我不敢自詡您特別愛護我，因為您的熱心使許多人都受到獎掖與實惠，但我又經常感覺到您在年輕一輩的學生中，以我受諸於老師的最厚，而老師也關切我最深。在我五年大學生活中，沒有第二位老師能這樣熱心指導我幫助我，也沒有第二位老師肯這樣不倦地一再照顧這個好立異、不大安分的學生，可是您卻做得使我簡直當不起，使我除了心中默默的感動外，不知如何答謝您的好意。

柳子厚在他《與太學諸生書》中寫道：

繩墨之側，不拒曲木；

師儒之席，不拒曲士。

這真可說是老師對我的風度了！

李敖歷來被看作“刻薄寡恩”，但這樣看他的人都忘了，或根本不知道李敖歷來是對事不對人。他在這之前或之後對姚從吾老師也頗多挖苦之辭，但那是對老師的學問說的，而不是對老師這個人，對姚老師的深情厚意，他是發自內心感激不盡的。

姚從吾甚至儘可能為李敖“營造三窟，”他不僅準備推薦李敖做“助理”，他還想推薦李敖去大陸雜誌社。

李敖另一個學友馬戈（即馬宏祥，在歷史系比李敖高一班）1960年11月16日給李敖寫了一封信，信中透露：

日前姚老來雜誌社將兄論文持交主編趙先生，適趙不在，諄諄囑我轉告：努力表現，工作可以想辦法，渠有意薦兄於敝社，弟當然歡迎，此事雖不理想，但以之待機，似仍差強人意耳。而趙先生看胡博士金面當不成問題——至於大作之精彩處，渠定與姚先生一斑不解也。

對姚從吾老師的一片熱忱，李敖遲遲沒有表態，他知道自己不願走姚老師那條路，但生計問題實在又是他此時無法繞開的大問題，所以他仍遊移不定。

1960年12月11日，李敖日記中記載：“啟慶來信，知‘研究助理’差使大概無問題，可謂好訊息。”

蕭啟慶在信中說：

姚老昨和我談挽您出任他助理的事，他要我告訴您，正式的名義是：“國家講座研究助理”，每月可支一千元，外無配給，他想借重您，不知您是否願意。工作不會太忙，不致妨礙您原定的計劃，不必猶疑。

李敖在這期間也曾到中學謀職，但失敗而回，真有“走投無路”之感。有聊勝於無，姚老師提供的機會，倒也不失為一種權謀之計，可自己做勉強之事歷來惹禍多，增益少，這難免又給姚老師添麻煩，辜負其一番好意。他頗感矛盾，在給蕭啟慶的信中，他表達了這種矛盾心情：

1．路在何方（2）

前幾天曾返中謀教席，鎩羽而歸，若走投無路，只好就“助理”之職，此事並非不欲為，蓋我恐辜負老頭兒一片好心。我擔心我的耐心與能力是否可與之共事？是否可有助於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