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於兩千餘年之前能如此文明發達，當真令人不可思議。

第四大層級：關中至九原直道。

在帝國大道中，只有這一條直道是鄭國單獨列出的。直道者，塹山堙谷而直通目的之大道也。這是一條逢山開路，遇谷填埋，不迂不繞，從關中徑直北上九原的一條大道。所以叫做直道，除大道本身徑直，尚有著久遠的理念根基。秦人秉承周文明，而周人曾經有過一條已經湮滅的直道。《詩·小雅·大東》歌雲：“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唱的便是這條古老的王道——路面像磨刀石一樣光潔，路線像射出去的箭一樣筆直，何其令人神往也！而北上直道所要做到的，則是實實在在修一條這般平直的有實際用處的大道。

鄭國查勘天下大道，所以北上九原，是受了嬴政皇帝的秘密囑託。皇帝派給了鄭國一輛王車，也帶給了鄭國一卷密書，書雲：“北邊匈奴，終將為華夏大患也，不能根除，朕寢不安枕矣！根除匈奴之患，根基在諸多後援；後援之難，道路險狹遙遠。老令可借踏勘燕趙之際，入九原與蒙恬會商，若能勘定一條最具效用之大道，則反擊匈奴事半功倍矣！”鄭國會見了蒙恬，兩人一致認同皇帝見識。歷經月餘踏勘會商，終於確定了修建後援大道的兩大方略：築路以秦趙故道為根基，利用有效路段，取直增補拓寬加固；路政由九原大軍專一管制，專行糧草輜重車馬與大軍馳援。

戰國時期，關中曾經有一條北去上郡、雲中、九原的通道。當年蘇秦說燕文侯曾提到這條故道，雲：“秦之攻燕也，逾雲中、九原，過代郡、上谷，彌地數千裡。”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之後，曾率軍經雲中、九原南下襲擊秦國未遂，走的便是這條故道。就實際情形說，關中至九原邊地，不是路不通，而是路難走：一則繞山繞水多迂迴，全程數千裡太過遙遠；二則山道崎嶇坎坷，諸多路段甚或時斷時續，車馬行走很是艱險，無法保障源源不斷的糧草輜重輸送。既往，九原秦軍都是未雨綢繆，事先分段輸送，囤積糧草輜重，否則無以應對突然之需。秦滅六國激戰十年，蒙恬軍始終不能脫身南下，根本原因便在九原形勢之險：歷年所囤糧草輜重堪堪一場大戰，若一戰失利，則無以立即再度出擊，而只能後退據守。蒙恬大軍始終不能放手一戰，非無戰力也，根本在於無法解決二次反擊的後繼糧草。若不具有失敗之後立即展開第二次反擊的能力，則為大局計，秦軍寧可與匈奴長期對峙。這便是在戰國大動盪中錘鍊出來的秦國戰略：軍力固然壯盛，卻依然看重強敵，若無失敗之後再度大舉反攻的戰力與後援，則寧可維持對峙。此等戰略，長平大戰是也，滅楚大戰是也，對匈奴大戰仍是也。唯其如此，秦多大戰，而大戰幾無敗績。

“直道全長，千八百里。老臣謀劃，三五年後開始施工。”

“何以如此？”皇帝顯然有些著急。

“直道工程浩大，非百萬民力無以成其事，須通盤籌劃。”

“老令所言在理。”李斯贊同道，“屆時天下道路盤整完畢，民力可保。”

“好。教胡人再做幾年夢。”思忖良久，皇帝終於忍下了一口氣。

後來，直道終於轟轟然開工了。然則，終究還是沒有全部完成。據當代秦史專家王學理先生之《咸陽帝都記》研究考證：秦直道的起點是林光宮（陝西淳化縣北），咸陽至林光宮，則有一條三百里馳道直通。這段馳道之所以不算作直道，一在於路政法度不同，二在於築路堅固程度不一，三在於管轄體制不同。出林光宮北上，經今日旬邑、黃陵、富縣、甘泉、志丹、安塞、靖邊、橫山、榆林、內蒙之伊金霍洛旗、東勝，最終抵達九原（今包頭地帶），共計十三個縣市，全長一千五百餘里。其選線大部沿子午嶺主脊東側、橫山西側，北出秦長城，越鄂爾多斯東部草原而抵達九原。

秦直道之最壯觀者，在於途徑山地的大道幾乎都在山脊行走，史家稱為“沿脊線”。其遺址路基的寬度尚在三十至五十五米之間，其彎度半徑不少於四十米，足見宏大規制。司馬遷曾步行直道，親自踏勘，在《蒙恬列傳》後邊留下來的感嘆是：“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

究其實，這條無與倫比的高速軍用大道，在西漢之世才發揮了真正的作用。漢文帝能發八萬餘騎兵快速抵禦匈奴，漢武帝能“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若無秦直道之力，豈能為哉！太史公不思國家民族受惠，不思反擊匈奴的巨大效用，卻大而無當地浩嘆一聲，將直道歸罪於蒙恬的“阿意興功”，雲山霧罩地迂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