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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英帶著臨時中央的批評意見，從上海回到中央蘇區。中共蘇區中央局已收到臨時中央四月十四日的指示信，又提前知道了中央五月二十日指示電中批評“右傾機會主義”的內容，一面準備接受中央批評，一面將臨時中央四月指示信的精神電告正在前線的毛澤東。

臨時中央在這封指示信中，重申“日本佔領滿洲是帝國主義新的瓜分中國的開始，是進攻蘇聯的具體的危險的步驟”，並說“反蘇聯戰爭的危險是箭在弦上”。信中說：國民黨政府“正在積極的向著中國蘇維埃與紅軍作全線的新的總進攻”。信中提出：“擴大蘇區，消滅國民黨的武力，是給帝國主義的直接打擊，是與帝國主義決戰的準備，是民族革命戰爭勝利的先決條件，是真正的擁護蘇聯的革命爭鬥。”最後強調地提出：“右傾機會主義的危險是各個蘇區黨目前的主要危險。”（39）

毛澤東接到來電後，斷然認為：臨時中央對形勢的分析、黨的任務的規定和對黨內主要危險的判斷，是同實際情況完全不符的。他在五月三日覆電蘇區中央局：

“電悉。中央的政治估量和軍事戰略，完全是錯誤的。

第一，三次戰爭和日本出兵之後的中國統治勢力，特別是蔣系，已經受到很大的打擊，對於我們只能取守勢防禦的攻擊，至於粵軍亦是防禦攻擊性質。”

“第二，在三次戰爭以後，我們的軍事戰略，大規模上決不應再採取防禦式的內線作戰戰略，相反要採取進攻的外線作戰戰略。”“在現時的敵我形勢下，在我軍的給養條件下，均必須跳出敵人的圓圍之外，採取進攻的外線作戰，才能達到目的。”“此次東西兩路軍的行動完全是正確的。東路軍深入漳州決不是主要為著籌款，西路軍的分出也沒有破壞集中的原則。我們已跳出敵人的圓圍之外，突破了敵人的東西兩面，因而其南北兩面也就受到我們極大威脅，不得不轉移其向中區的目標，向著我東西兩路軍行動。”（40）

這份覆電裡，毛澤東提出了在三次反“圍剿”勝利後，要採取進攻的外線作戰戰略。這是在新條件下作出的一個重要概括，是對江口會議上提出以“出擊求鞏固”思想的發展。

蘇區中央局沒有能像毛澤東那樣堅決頂住來自共產國際和臨時中央的錯誤批評。五月十一日，中央局在長汀作出決議說：“目前事變的發展，更加證明了國際與中央分析的完全正確與中央局估量的絕對錯誤。”中央局承認“自去年三次戰爭勝利以來對於目前政治形勢的估量，犯了極嚴重的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表示要“徹底糾正”這種“錯誤”。（41）

這時，蔣介石發動的第四次“圍剿”開始了。他們先集中兵力進攻鄂豫皖、湘鄂西兩個蘇區，企圖得手後再大舉進攻中央蘇區。六月初，在中央蘇區的周圍，國民黨集中了四十個師以上的兵力，粵軍已向北進攻贛南。毛澤東率東路軍撤離漳州、龍巖地區，回師贛南。

毛澤東回到長汀，看見蘇區中央局五月十一日的決議，十分不滿，而這個決議是在他沒有出席的情況下作出的。他在九年後曾寫道：“六月回到長汀，見了這個皇皇大文，茅塞為之頓啟。知道是採的缺席裁判辦法，一審終結，不許上訴的。”（42）

東路軍回師後，紅軍編制作了調整，恢復紅一方面軍總部，仍轄紅一、紅三、紅五這三個軍團，由朱德兼任總司令、王稼祥兼任總政治部主任。毛澤東沒有恢復總政治委員的職務，仍以臨時中央政府主席身分隨紅一方面軍總部行動。

在贛南前線，紅一方面軍總部根據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關於“解決入贛敵軍”的意圖，組織了南雄、水口戰役。七月上旬在贛南、粵北的南雄、水口等地擊潰粵軍十五個團，使入侵贛南的粵軍退回南雄。聶榮臻後來說：“粵敵經過這次教訓，全部退出贛南根據地，以後很長時間未敢輕舉妄動，使我贛南根據地得以安定了一段時間，這對於我們爾後的北線作戰是很有利的。”（43）但這次戰役由於兵力不夠集中，沒有能大量地殲滅敵人，紅軍自身的傷亡也相當大，只打成一個擊潰戰。

七月二十一日，周恩來作為蘇區中央局代表趕到前線。後方工作由中央局副書記任弼時和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項英主持。鑑於中央局提議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四人聯名致電後方中央局：“我們認為，為前方作戰指揮便利起見，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級，改設總政治委員為妥，即以毛任總政委。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