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備對日直接作戰，擴大紅軍，發展游擊隊及白軍工作。”他歸納了十四條作戰指揮的基本原則，包括：反對單純防禦，實行積極防禦；在內線作戰中，一般的是後發制人；波浪形的發展，反對冒險主義；又要打又要走，沒有固定戰線；爭取技術的提高；反對不讓敵人寸土的辦法，大踏步前進後退；集中兵力於一個方面；要有充分的休息；要有充分的戰鬥準備；統一指揮下，依照情況分工指揮；戰略方針去指導戰役戰術方針等。他提出：準備六個月後，打到山西方面去。要在戰略上擴大戰果。號召全黨學習軍事，一切服從戰爭。⑧張聞天、周恩來等都同意這個報告，並且作了補充。張浩說：“澤東同志將九年來國內戰爭經驗總結起來，是很有價值的。”⑨

會議當天透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決議指出：在日本帝國主義變中國為其殖民地的形勢下，黨的總任務是“以堅決的民族戰爭，反抗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黨的戰略方針是：“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準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猛烈擴大紅軍”。作戰指揮的基本原則是：戰略防禦時，要執行積極防禦，執行後發制人；戰略進攻時，既要反對機會主義的估計不足，努力為擴大戰果而奮鬥，又要反對冒險主義，要適可而止，波浪式的發展，有陣地有後方的發展。運動戰是基本原則，主力紅軍大踏步進退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的。主攻方向放在東面的山西和北面的綏遠，先渡過黃河東征山西，再視情況北進。⑩

會議進入討論政治問題時，毛澤東作了主題發言。討論中，對民族資產階級有沒有可能抗日的問題，產生了爭論。毛澤東發言中提出，日本帝國主義進一步入侵華北，中華民族面臨危亡關頭，不僅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要求抗日，民族資產階級也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應當聯合他們抗日。博古發言仍引經據典地論證“中間勢力是最危險的”，反對聯合民族資產階級抗日，說這是背離馬克思主義的。毛澤東在第二天再次發言，指出：半殖民地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它具有兩重性，在亡國滅種關頭有參加抗日的可能，甚至連大資產階級營壘也有分化的可能；“福建事變”失策，就在於套用“中間勢力是最危險的”這一理論。我是根據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和基本立場來分析中國問題，提出聯合民族資產階級抗日的。⑾他還憤激地說：“難道這樣做，就是對祖宗不忠？對祖宗不孝嗎？”博古啞口無言，往床上一躺不說了，⑿毛澤東在討論過程中明確地提出：“我們要從關門主義中解放出來”，⒀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張聞天等多數人贊成毛澤東的主張。經過認真討論，最後統一了認識。

十二月二十五日，會議透過了由張聞天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決議指出：“目前政治形勢已經起了一個基本上的變化”，“黨的策略路線，是在發動、團聚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確定要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明確地指出：“在目前說來，‘左’的關門主義，是黨內主要危險。”

瓦窯堡會議是從十年內戰到抗日戰爭的偉大轉變時期中召開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會議。它表明黨中央克服了長征前一段時期內“左”傾冒險主義、關門主義的指導思想，不失時機地制訂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使黨在新的歷史時期將要到來時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動權。它也表明，中國共產黨在總結革命中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已經成熟起來，能夠從中國革命實際出發來貫徹共產國際決議，創造性地進行工作。

瓦窯堡會議結束後，毛澤東在繼續抓緊對東北軍、第十七路軍的上層統一戰線工作的同時，把主要力量放在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東征山西上。

為什麼中央紅軍主力剛到陝北才兩三個月就要出師東征呢？這個問題在中共中央內部是有爭論的：一個是鞏固和發展的關係，還有一個是應該朝哪個方向發展。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七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作報告提出：抗日運動高漲和陝北地貧、人窮、兵員缺的特定環境，不能一般地採取以鞏固求發展，而是要以發展求鞏固。我們要擴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紅軍。我們向南、向西、向西北的文章不好做，只有向東。“我們要下極大決心到山西”，“山西的發展，對陝北有極大幫助”。我們的軍事基本方針是穩打穩紮，背靠蘇區建立根據地，爭得東渡黃河的來往自由。⒁會議決定：紅軍東征時中央政治局隨軍行動，彭德懷、張浩參加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