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報告提綱。毛澤東過去在開會時一般都是即席發言，這次也寫出一個詳細的發言提綱。

博古意識到這次會上必有一場爭論，事前進行活動。支援博古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凱豐曾幾次找聶榮臻談話，要聶在會上發言支援博古。聶榮臻沒有答應。凱豐向博古彙報說：“聶榮臻這個人真頑固！”

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遵義城紅軍總司令部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有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朱德、陳雲，政治局候補委員有王稼祥、鄧發、劉少奇、凱豐，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有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還有中央秘書長鄧小平，軍事顧問李德及翻譯伍修權也列席會議，共二十人。

會議由博古主持，並作了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對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作了一些檢討，但主要還是強調種種客觀原因。周恩來作副報告，提出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錯誤，並主動承擔了責任。隨後，由張聞天代表他和毛澤東、王稼祥作聯合發言，尖銳地批評“左”傾軍事路線。接著，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指出：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大轉移嚴重損失的原因，主要是軍事上的單純防禦路線，表現為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禦時的保守主義，突圍時的逃跑主義。⒃他還以前幾次反“圍剿”在敵強我弱情況下取得勝利的事實，批駁了博古用敵強我弱等客觀原因來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作辯護的藉口。同時，比較系統地闡述了適合中國革命戰爭特點的戰略戰術和今後軍事行動的方向。會後陳雲在傳達提綱中說：

“擴大會中恩來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博古同志沒有完全徹底的承認自己的錯誤，凱豐同志不同意毛、張、王的意見。”⒄

毛澤東在六十年代初曾多次講到凱豐當時用反批評的方式來維護博古、李德。他說：

“遵義會議時，凱豐說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著兩本書去打的，一本是《三國演義》，另一本是《孫子兵法》。其實，打仗的事，怎麼照書本去打？那時，這兩本書，我只看過一本——《三國演義》。另一本《孫子兵法》，當時我並沒有看過。那個同志硬說我看過。我問他《孫子兵法》共有幾篇？第一篇的題目叫什麼？他答不上來。其實他也沒有看過。從那以後，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孫子兵法》。”⒅

會議採納劉伯承、聶榮臻的建議，決定紅軍準備北渡長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據地。經過三天熱烈討論，會議還作出下列決定：“（一）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討論。（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⒆

遵照會議的決定，洛甫根據毛澤東的發言內容起草了《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經政治局透過後印發各支部。決議指出，“軍事上的單純防禦路線，是我們不能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同時充分肯定了毛澤東在歷次反“圍剿”戰役中總結的符合中國革命戰爭規律的積極防禦的戰略、戰術原則。

遵義會議後不久，在常委中重新進行分工，由張聞天替代博古負總責；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遵義會議在中國革命最危急的關頭，依據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獨立自主地解決了黨中央的組織問題，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長達四年之久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走自己的路”，從而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

毛澤東在身處逆境的情況下，經歷了長時間被孤立的痛苦磨練，他深切地領悟到團結大多數的極端重要性。長征路上，他在中央領導層中一個一個地做工作，讓正確的意見為大多數人所接受，這才實現了遵義會議的巨大轉折。賀子珍說：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對我感嘆地講：“辦什麼事都要有個大多數啊！”她比別人更清楚地察覺到：

“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以後，有很大的變化，他更加沉著、練達，思想更加縝密、周到，特別是更善於團結人了。”⒇

遵義會議後的新的中央，改變“左”傾宗派主義的幹部政策，對犯了錯誤的人既嚴肅批評，又熱情團結。同時，對以前受到錯誤打擊的人進行平反。江華回憶說，“毛主席有發言權了，我們這些受錯誤路線打擊的人，也逐漸得了‘赦免’。”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