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間，毛澤東又出席粵贛省委召集的各級幹部會議。他說：目前鬥爭形勢很緊張，蘇區越來越小，要求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深入開展查田運動；擴大白軍工作，消除赤白對立；恢復鎢砂的生產與輸出，保護商人的正當利益；組織餘糧大半出口，向白區購買布匹、食鹽；整頓地方武裝組織，清洗混入隊伍的不純分子，準備保衛勝利果實；做好擴紅工作，完成擴紅任務等。

在經過一段時間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他指導劉曉、何長工等制定了南線的作戰計劃和工作部署。針對陳濟棠的粵軍同蔣介石存在矛盾的情況，他說：總的要擺正“打”與“和”的關係，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來的。我們不能按本本主義先生們坐在城市樓房裡設計出來的那套洋辦法辦，什麼以碉堡對碉堡，集中對集中，這叫以卵擊石。為了儲存紅軍的有生力量，消滅敵人，要從實際出發，不能硬拼消耗。他還說：農村是海洋，我們紅軍好比魚，廣大農村是我們休養生息的地方。要愛護民力，群眾是真正的銅牆鐵壁，兵民一心是我們勝利的本錢。（38）

接著，毛澤東到會昌站塘的李官山視察紅二十二師，進行了十多天的調查，還用三個晚上時間同師領導幹部一起總結戰鬥的經驗教訓。

經過在前線和站塘等地的調查，回到文武壩後，他向劉曉和何長工指出：我們要抓住這一有利時機，利用敵人內部的爭鬥，發展壯大自己的力量。不能只知道“禦敵人於國門之外”的死打硬拼，也要利用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加強統一戰線工作。一面要依靠群眾，發動群眾，組織游擊隊，開展游擊戰爭；一面可派化裝的小分隊，潛入陳濟棠管區，宣傳抗日救國、槍口一致對外的道理，促使粵軍反蔣抗日。根據前線實際情況，可以把筠門嶺一帶的部隊抽下來進行整訓，緩和前線的局勢，並可積蓄我軍力量，以備不虞。

毛澤東雖然身處南線的會昌，他最關心的仍是中央蘇區的全域性。那時，中革軍委準備將紅七軍團南調，加強南線的防禦。毛澤東同粵贛省委、省軍區負責人研究後，在六月二十二日致電周恩來報告南線的實際狀況：“敵雖企圖進佔南坑、站塘，但仍持謹慎態度”，“因此判斷是漸，不是突然”，建議紅七軍團可不南調，軍團長“尋淮洲以在瑞金待機為宜”。（39）周恩來接受了這個建議。

毛澤東在會昌工作了兩個多月，取得了顯著成績。中央蘇區南線的相對穩定的局勢，同北線接連遭受嚴重挫敗的形勢形成鮮明的對照。一天，毛澤東帶著幾個戰士登上會昌城外的嵐山嶺，遠望南方，寫下了《清平樂·會昌》：

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會昌城外高峰，顛連直接東溟。戰士指看南粵，更加鬱鬱蔥蔥。

十月初，何長工和潘漢年根據周恩來的部署，同陳濟棠部進行了三天談判，達成了“就地停戰”、“必要時可以互相借路”等五項協議，為以後中央紅軍開始長征時順利突破國民黨軍隊的第一、二道封鎖線開闢了道路。

在這以前的五六月份，博古等派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土地部長高自立到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並向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王明等報告了國內情況。高自立在報告中轉達了博古的口信：毛澤東“大事有錯，小事沒有錯的”；“毛、周想到蘇聯養病”。王明插話說，毛澤東“能抓得大事”；“這大的人物來，誰保險？”吳亮平回憶道：“後來一次中央會議討論蘇區財經問題，我參加了，毛澤東同志也沒有參加。在會議討論完畢時，博古同志讀了一份共產國際的來電，說在現在這樣的情形下，蘇區離不開毛澤東，所以不同意毛澤東同志去蘇聯養病。”（40）

六月下旬，毛澤東在會昌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回瑞金出席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由博古主持，討論紅軍在作戰不利形勢下的對策。實際上，中央書記處五月間已向共產國際請示，準備將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共產國際也已覆電同意，可是在這次會上對此並沒有傳達。毛澤東發言時提出：在內線作戰陷於不利的狀況下，中央紅軍應該轉移到外線作戰；至於轉移的方向，中央紅軍已不宜向東北，可以往西。會議沒有接受這個主張，只是決定派紅七軍團六千多人作為抗日先遣隊北上，派紅六軍團從湘贛蘇區到湖南中部去發展游擊戰爭並創立新的蘇區。這兩支部隊在七月間出發，用周恩來的話說：“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調敵。”（41）但由於轉到外線去的兵力單薄，沒有能起到吸引國民黨軍從中央蘇區調出的作用。

國民黨軍隊不斷地向中央蘇區腹地推進，他們的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