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空氣之下，‘政學系’是人人得而誅之的‘反動派’代名詞；縱使‘反動’的西山派得志，‘政學系’也斷無死灰復燃之理。因此在國民黨之下除依附蔣氏一人之外，‘政學系’諸公斷然無路可走。就在這種特殊的‘供需律’支配之下，政學系便枯木逢春了。

不過政學系在當時究竟是革命黨人一致公認‘反動派’，他們樹大招風，蔣氏在寧漢分立之前還不敢公開‘借重’，因而首作入幕之賓的並不是政學系的主力，而是最初只能替政學系巨擘噹噹隨員，跑跑文書的張群（嶽軍）。張氏是早期留學日本士官的正科生（蔣公本人的軍事教育事實上尚未達到進士官的程度；其他所謂士官系要人，亦多半如此！），他受有完整的軍事教育。辛亥革命時，在上海隸二十三師，雖未作戰，也算是有汗馬功勞的志士。嗣後二次革命也因反袁而亡命，袁氏稱帝，嶽軍亦南下從戎，任岑春煊的幕僚，後又北上襄贊教育總長黃郛。經驗和訓練皆是當時革命軍總司令部中很難找到的。加以嶽軍人情練達，對政學系尤有淵源，而當時又名不見經傳，別人笑罵無由，因此首承借重，南昌初下，便出任總司令部總參議，作了蔣氏朝夕諮詢的智囊。隨著武漢方面反蔣空氣之加濃，張氏在總司令部內的重量亦隨之增加。從此便做了蔣與政學系之間的第一劑二氧化錳。

（七）

當民國十五年底蔣氏與徐謙（季龍）因遷都問題快要鬧翻之時，蔣之唯一顧慮便是武漢方面的經濟‘杯葛’。對蔣氏來說，前有大敵，後無糧草，內有反側，必然是死路一條。就在這生死關頭，政學系在新的政盤上，便賭下了第一注，使蔣氏能丟掉武漢那幾架印‘五省通用券’的破印刷機而自立，而遊刃有餘。接著那自稱與政學系無關而被政學系奉為神明的黃郛（膺白）被禮聘南來。（膺白非政學系的成員，因渠未嘗入國會，而政學系則原為國會內的政團。）膺白在微時原與蔣總司令（原名志清）有金蘭之雅。嗣黃氏北上直步青雲，兩任總長，最後竟貴為臨時宰相，作攝理內閣總理；而蔣則因為交易所倒帳南下革命，只做了一名無實權的上校參謀。孰知兩年之內乾坤倒轉，膺白卻又做了盟弟的入幕之賓。

膺白最初應聘抵贛時，在南昌總理紀念週上幾次講演，真是闔座傾服。黃是位風度翩翩、允文允武的人物。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時其名字是時常與黃克強、宋漁夫並列的。嗣後周遊列國，貴為宰輔，文名又藉盛一時，交遊又是蔡孑民、梁啟超一流的名士，以這種人屈尊來向南昌總司令部內一批乳臭未乾，平時只知喊喊口號，放放排槍的‘同志’來兩篇講演，那自然難怪頑石點頭了。以黃膺白這樣有過全國政局經驗的人，此時向阿第總司令來借箸一籌，自然使這位新貴人茅塞頓開，而覺其左右都黯然無光了。就是這樣，政學系便在這革命政局中建立了一個屹立不動的橋頭堡了。

不過黃膺白還有幾分才子的傲骨，對阿弟看不順眼時還要拿出作‘王者師’的派頭教訓幾句。加以黃氏還有幾分書生氣，在政治上也曾過過癮，對黨團政治亦不太熱衷，因而他不願加入國民黨，以故終黃之世，他終始只以‘客卿’身分參政，不算正式介入。至於由黃的推轂而投入國民黨做官的楊暢卿的作風便完全不一樣了。如果膺白算是國民黨主人的‘客’；暢卿就要算‘奴’了。

（八）

暢卿作蔣氏的幕外之賓似早在民國十六年初；但他正式作蔣的謀主則在民國十七年北伐軍統一全國之後。這時蔣主席正苦於二、三、四，三個集團軍的尾大不掉，和東北張學良歸順的有名無實，在他親信之間無策可獻之時，暢卿因緣於黃膺白與王正廷和蔣的關係，乃獻上一策。據說此策頗受蔣的重視，而這一條陳則只有短短的十二個字曰，‘軍事化整為零；財政化零為整’。

所謂‘軍事化整為零’者便是在幾個非嫡系的集團上做功夫，使其自形分化，不成為一個有系統的‘藩鎮’，然後中央便可‘削藩’而真正統一。根據此一原則，因而有民國十七年底中央政府撤銷‘政治分會’和召開‘編遣會議’的新方案。

所謂‘財政化零為整’，便是不折不扣的中央集權的統制經濟。不但中央系統的稅收要完全收歸中央直轄，在金融管理上，政府也要‘與民爭利’。夫如此，則大一統帝國始可重視於今日。

但是中央的新方案在‘集權’與‘分權’論戰之中得不到解決，‘編遣會議’又無形流產之時，暢卿的條陳便更形具體了。他看出中央之搞不出名堂來，其關鍵不在‘處士橫議’，而在‘藩鎮跋扈’。對症下藥，暢卿因而寫一篇傳誦一時，而卻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