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張光等不能定。仲儒不量庸昧，竊有意焉。遂竭愚思，鑽研甚久。雖未能測其機妙，至於聲韻，頗有所得。度量權歷，出自黃鐘，雖造管察氣，經史備有，但氣有盈虛，黍有鉅細，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自非管應時候，聲驗吉凶，則是非之原，諒亦難定。此則非仲儒淺識所敢聞之。至於準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樂器，則宮商易辨。若尺寸小長，則六十宮商相與微濁；若分數加短，則六十徵羽類皆小清。語其大本，居然微異。至於清濁相宣，諧會歌管，皆得應合。雖積黍驗氣，取聲之本，清濁諧會，亦須有方。若閒準意，則辨五聲清濁之韻；若善琴術，則知五調調音之體。參此二途，以均樂器，則自然應和，不相奪倫。如不練此，必有乖謬。

案後漢順帝陽嘉二年冬十月，行禮辟雍，奏應鐘，始復黃鐘作樂，器隨月律。是為十二之律必須次第為宮，而商角徵羽以類從之。尋調聲之體，宮商宜濁，徵羽用清。若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為宮，清濁悉足，非唯未練五調調器之法，至於五聲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黃鐘為聲氣之元，其管最長，故以黃鐘為宮，太蔟為商，林鐘為徵，則宮徵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採眾聲，配成其美。若以應鐘為宮，大呂為商，蕤賓為徽，則徽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夷則為宮，則十二律中唯得取中呂為徵，其商角羽並無其韻。若以中呂為宮，則十二律內全無所取。何者？中呂為十二之窮，變律之首。依京房書，中呂為宮，乃以去滅為商，執始為徵，然後方韻。而崇乃以中呂，猶用林鐘為商，黃鐘為徵，何由可諧？仲儒以調和樂器，文飾五聲，非準不妙。若如嚴嵩父子，心賞清濁，是則為難。若依案見尺作準，調絃緩急，清濁可以意推耳。

但音聲精微，史傳簡略，舊《志》唯雲準形如瑟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鐘九寸，調中一弦，令與黃鐘相得。案盡以求其聲，遂不辨準須柱以不？柱有高下，弦有粗細，餘十二絃復應若為？致令攬者望風拱手。又案房準九尺之內為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內為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又復十之，是為於準一寸之內亦為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然則於準一分之內，乘為二十分，又為小分，以辨強弱。中間至促，雖復離朱之明，猶不能窮而分之。雖然仲儒私曾考驗，但前卻中柱，使入準常尺分之內，則相生之韻已自應合。分數既微，器宜精妙。其準面平直，須如停水；其中弦一柱，高下須與二頭臨嶽一等，移柱上下之時，不使離弦，不得舉弦。又中弦粗細，須與琴宮相類。中弦須施軫如琴，以軫調聲，令與黃鐘一管相合。中弦下依數盡出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絃，須施柱如箏。又凡弦皆須豫張，使臨時不動，即於中弦案盡一週之聲，度著十二絃上。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執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其瑟調以宮為主，清調以商為主，平調以官為主。五調各以一聲為主，然後錯採眾聲以文飾之，方如錦繡。

上來訊息調準之方並史文所略，出仲儒所思。若事有乖此，聲則不和。仲儒尋準之分數，精微如彼，定弦緩急，艱難若此。而張光等親掌其事，尚不知藏中有準。既未識其器，又焉能施弦也？且燧人不師資而習火，延壽不束脩以變律，故云“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苟有一毫所得，皆關心抱，豈必要經師授然後為奇哉！但仲儒自省膚淺，才非一足，正可粗識音韻，才言其理致耳。

時尚書蕭寶夤奏言：“金石律呂，制度調均，中古已來鮮或通曉。仲儒雖粗述書文，頗有所說，而學不師授，雲出己心；又言舊器不任，必須更造，然後克諧。上違成敕用舊之旨，輒持己心，輕欲製作。臣竊思量，不合依許。”詔曰：“禮樂之事，蓋非常人所明，可如所奏。”

正光中，侍中、安豐王延明受詔監修金石，博探古今樂事，令其門生河間信都芳考算之。屬天下多難，終無製造。芳後乃撰延明所集《樂說》並《諸器物準圖》二十餘事而注之，不得在樂署考正聲律也。

普泰中，前廢帝詔錄尚書長孫稚、太常卿祖瑩營理金石。永熙二年春，稚、瑩表曰：

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書》曰：“戛擊鳴球，拊搏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詩言志，律和聲，敦敘九族，平章百姓，天神於焉降歆，地祇可得而禮。故樂以象德，舞以象功，干鏚所以比其形容，金石所以發其歌頌，薦之宗廟則靈祇饗其和，用之朝廷則君臣協其志，樂之時義大矣哉！雖復沿革異時，晦明殊位，周因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