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糠粕；裴氏乃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一代帝王，持論如是，宜其風靡波盪，文體日趨華縟也。然古文至梁而絕，駢體乃以梁為極盛。殘膏賸馥，沾溉無窮，唐代沿流，取材不盡，譬之晚唐五代，其詩無非側調，而其詞乃為正聲。寸有所長，四六既不能廢，則梁代諸家，亦未可屏斥矣。

△《陳文紀》·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梅鼎祚編。南朝六代，至陳而終，文章亦至陳而極敝。其時能自成家者，詩惟陰鏗、張正見；文則徐陵、沈炯以外，惟江總所傳稍多。而或久仕梁朝，上承異代；或晚歸隋主，尚署前銜，鼎祚兼其前後諸作，割並於陳，以足卷帙，未免朝代混淆。然鼎祚既取《南北朝文通》，為編次，苟闕其一代，則源流始末，有所未詳，斯亦不得已之變例也。況永明、天監，相去未遙，江左餘風，往往而在韓、柳未出以前，王、楊之麗制，燕、許之鴻篇，多有取材於是者，亦不能以其少而廢之矣。

△《北齊文紀》·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梅鼎祚編。北齊著作，邢、魏居首，其餘零篇短札，取備卷帙而已。所採自正史以來，不過《文苑英華》、《藝文類聚》、《通鑑》諸書，蓋流傳本少，蒐輯為難，非其網羅之未備也。其首列高歡、高澄，亦同西晉之編，濫登三祖；他如《侯景報高澄書》，史明言王偉；《文宣即位告天文》，史明言魏收，《天保元年大赦詔》，《藝文類聚》明言邢邵，而不歸操筆之人。竟冒署其所代，核以事實，亦未睹其安。又《顏氏家訓》，各自為書，史志相沿著錄，設使全文載入，已於體例有乖，乃僅錄其《敘致》一篇，而一篇之中，又僅錄其首四五行，豈非以篇頁無多，忽而不檢，致是疏漏歟？考崇禎戊寅周鑣《序》鼎祚所輯文紀，自東晉以下，皆鼎祚沒後所刻，蓋中多草創之稿，其後人未盡是正，因而刊之，亦非盡鼎祚之失也。

△《後周文紀》·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梅鼎祚編。按“東漢”、“東晉”之名，所以別於“西”；“南齊”之名，所以別於“北”。若周則豐鎬舊京，年祀綿遠，中原江左，別無國號相同。盧思道作《興亡論》，題曰“後周”，殊為無義，故令狐德棻所撰《國史》，但曰《周書》。鼎祚仍以後題，未免失於刊正。所錄宇文氏一代之文，不過八卷，而庾信一人乃居五卷。次則王褒撰著尚十八篇，使非借材異國，其寂寥更甚於高齊。

然宇文泰為丞相時，干戈擾攘之中，實獨能尊崇儒術，釐正文體。大統五年正月置行臺學，十一月命周惠達、唐瑾制禮樂，大統十一年六月患晉氏以來文章浮華，命蘇綽作《大誥》宣示群臣，仍命自今文章，鹹依此體。今觀其一代詔敕，大抵溫醇雅令，有漢、魏之遺風，即間有稍雜俳偶者，亦摛詞典重，無齊、梁綺豔之習。他如《庾信集》，中《春賦》、《鐙賦》之類，大抵在梁舊作，其入北以後諸篇，亦皆華實相扶，風骨不乏，故杜甫有“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

語。豈非黜雕尚樸，導之者有漸歟？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六朝靡麗之風，極而將返，實至周而一小振。未可以流傳之寡，而忽之也。

△《隋文紀》·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梅鼎祚編。隋氏混一南北，凡齊、周之故老，梁、陳之舊臣，鹹薈稡一朝，成文章之總彙。而人沿舊習，風尚各殊，故著作之林，不名一格。四十餘載，竟不能自為體裁。又世傳小說，唐代為多。而仁壽、大業，去唐最近，遺篇瑣語，真贗相參，不能無所附會。故鼎祚所錄，此集又最糅雜。其中如《隋遺錄》、《開河記》、《迷樓記》、《海山記》、《大業拾遺記》，皆出依託。而王度《古鏡記》尤為迂怪不經，《搜神》、《異苑》之末流，《暌車》、《夷堅》之先路，豈可登之總集，自穢其書？又如《甲秀堂帖》載煬帝《跋曹子建墨跡》，唐以來收藏賞鑑，皆所未聞；詞旨凡庸，顯出近代，而一概闌入，未免失於鑑裁。

至於唐高祖、太宗、褚亮、李靖、陳叔達、溫大雅、魏徵諸人，不繫於隋，無煩擬議，乃以其文作於隋末，遂爾兼收，而李德林《代靜帝之詔》作於周時，顏之推《請考樂》之奏上於梁代，前則文隨人編，後則人隨文列。揆以斷限，厥例安居？若文帝《複姓令》之誤採史文，李德林之《修定五禮詔》，題為文帝，祖君彥之《移郡縣書》、《與袁子幹書》、魏徵《與郇王慶書》，皆題為李密；孔德紹《遺秦王書》，題為竇建德，以及《罪蜀王秀文》已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