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兵，逼迫蔣介石簽定所謂的“中日共同防共協定”，對此事蔣介石若同意籤必遭全國人民的反對，若不籤的話日本人還會繼續向華北增兵，為此可以說蔣介石已陷入了絕境；另一方面由於張學良和楊虎城在西北有“聯共抗日”的動向，蔣介石已派重兵進駐潼關和洛陽逼迫張、楊繼續“剿共”，其餘下的兵力已難以對付“兩廣”的軍力部署；第三方面如果假督促中央抗日之名興兵北上，不但會贏得全國大都數人的支援和同情，雲南的龍雲、四川的劉湘和山東的韓復渠等地方勢力也會乘機而動，何愁不把蔣介石置於死地？陳濟棠聽後覺得在理，終於定下了反對蔣介石的決心。

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兩廣”正式通電全國譴責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表示要率部“北上抗日，收復失地”。

“兩廣事變”發生後，蔣介石就想利用頗有影響的粵軍元老林虎去做說客，策反陳濟棠的部下。可林虎早就厭惡官場生涯，隱居香港多年，並斷絕了與一切軍政人員的來往。第一次，蔣介石派了湖北省省長楊永泰去香港拜訪林虎，結果吃了閉門羹。第二次，他又改派浙江省主席黃紹竑前往，同樣也被拒之門外。於是，蔣介石把任務交給了戴笠，他要戴笠無論如何也要敲開林虎的大門。戴笠清楚，對林虎這樣正直清高的老人，任何威嚇和利誘都是難以起作用的，自然他自己不能勝任其事。但戴笠對蔣介石的重託不敢怠慢，當他得知上海鉅商陳文波曾有恩於林虎，派人與陳文波聯絡後讓其去香港做林虎的工作。陳文波是帶著蔣介石的信去香港見林虎的，也許是陳文波和林虎的感情確實特別或者是蔣介石的信起了作用，林虎在陳文波到香港的第二天就起身到廣州活動去了。戴笠得知後如釋重負，但他清楚僅靠林虎去策反粵軍達到平息“兩廣事變”是很難的。若真要如“福建事變”那樣達到“釜底抽薪”的目的，只有把陳濟棠最引以為豪的空軍收買過來，才能真正地置陳濟棠於死地。多年來，陳濟棠為了加強反對蔣介石的實力，在空軍上投入了相當的資金。到“兩廣事變”發生時，已有戰鬥機四十多架，轟炸機二十多架，加上水陸兩用飛機和陳濟棠的私人座機及其它各型飛機總數已超過一百架，幾乎可以和蔣介石所掌握的中央空軍相抗衡。為此，陳濟棠始終把他的空軍視為命根子。戴笠也正是看中了這點，把策反陳濟棠的空軍作為工作的重中之重。於是，他透過鄭介民召集特務處華南區區長刑森洲等人，制定了一個詳細而又周密的策反和收買陳濟棠空軍的計劃。這計劃報到蔣介石那裡後，很快得到了批准，並要戴笠親赴“兩廣”坐鎮指揮。

這次，戴笠把自己的落腳點放在了廣東的虎門。

戴笠到虎門後，秘密透過陳濟棠的空軍參謀長陳卓林的拉線，親自與廣東空軍司令黃光銳和空軍第二隊隊長丁紀徐取得聯絡，就空軍投靠蔣介石的事宜進行談判。黃、丁倆人曾在南京航空署工作過，在他們與戴笠見面之前已經得到了南京航空署署長黃秉衡秘密贈送的鉅款。為此，當戴笠提到廣東空軍的事，他們就表示願意配合做策反工作。接著戴笠與陳卓林經過反覆談判，答應了陳卓林提出的每架投向蔣介石的飛機給二萬元港幣的獎勵。但由於這獎勵的錢超過了飛機的購買價，蔣介石起初覺得不合算拒絕了。可戴笠堅持“空軍垮了陳濟棠就垮了，陳濟棠垮了‘兩廣’事變也就垮了”的觀點，並多次從軍事和政治上把自己的觀點耐心向蔣介石闡述。蔣介石終於被戴笠說動，同意了每架投降飛機所要的獎金。

過後，戴笠加緊了對飛行員的策反和收買。當時廣東的空軍的飛機分別停放在兩處，一半在廣州的白雲機場，一半在海南島機場。兩地的飛行員每月有兩至三天的時間，輪流到香港的九龍休息度假。於是，戴笠派早就潛伏在廣東空軍裡的情報人員陳振興去了香港。陳振興原是浙江警察學校特訓班的畢業生，後經空軍飛行學校第四期訓練後被戴笠秘密安排到廣東空軍。陳振興拿著戴笠批給的十二萬元港幣，對前來九龍休假的飛行官兵大把地化錢進行拉攏。結果沒有過多長時間，廣東空軍駐廣州白雲機場的三架飛機和駐從化機場的四架飛機，在陳振興的同窗好友黃智剛的帶領下北飛投向了蔣介石。陳濟棠自七架飛機飛走後立即警覺了起來，他下令把所有的飛機都開進機庫，並禁止飛行員進行飛行訓練，還把所有空軍的高階將領集中到廣州進行訓話。陳濟棠採取的這種對空軍極不信任的做法，引起了廣東空軍官兵的普遍不滿。終於，在第一批飛機投奔蔣介石後的第八天，廣東空軍的所有飛機先後飛向韶關的曲江機場，並向全國通電投奔蔣介石。與此同時，陳濟棠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