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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距離中國傳統新年已是不遠了，再過十幾天就是除夕，按照傳統，這應該是中國人家族團聚的時候，就連遠在南洋的華僑也都到了歸鄉的時候，而且往往會在家鄉呆到立春之後才趕回南洋繼續做工。

但是，作為外務總長，唐紹儀現在卻不能趕回廣東去與族人相聚，這原因也不復雜，就是工作太忙，政務繁重，外務部可不比其它部門，與外務部打交道的多半都是洋人和外國政府，各國習俗不同，在外國人看來，中國人的春節是農業社會的習俗，不符合工業社會的要求，因此，外國人也通常不會特別的理解中國新年的意義，所以，最近一段時間，各國使節仍在前後腳的往唐紹儀辦公室裡蹭，外國客人來了，還有事情拜託，唐紹儀總不能告訴對方“我要回鄉過年”吧，所以，他也只能打起精神值班，只是希望各國使節能夠在除夕那一天不來打攪他與家人的團聚。

當然，這也不能全怪外國使節，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中國參與的國際活動確實比較多，一方面是關於遠東和平委員會的改組問題，另一方面，就是協約國對俄國革命的軍事幹涉行動，這兩件事都離不開外務部，唐紹儀也只能挑起這個擔子，為中樞分憂，為總統分憂。

現在，唐紹儀就是奉總統命令前往火車站去接一位身份很特殊的客人的，這位客人名叫卡拉漢，是一名俄國人，而且不是普通的俄國人，他實際上是蘇維埃俄國政府的全權外交代表，趕來中國是來與中國總統先生舉行高階別面對面的會談的。

卡拉漢這一路過來，可是非常辛苦，他是從彼得格勒出發的，先坐火車趕去前線鄂木斯克，在炮火中輾轉趕去中亞，然後再由中亞趕往波斯，之後想辦法進入英國殖民地印度，再從印度坐船趕去南洋，並由法國殖民地越南登陸，然後坐火車一路向北，進入中國廣西，接著再從廣西出發，坐火車趕去廣東，並由廣州轉車北行北京，幾乎是繞了小半個地球才來到中國，來到北京。

卡拉漢是在中俄外交代表彼得格勒第一輪會談結束之後出發的，而現在，中俄之間的第五輪外交會談已經在彼得格勒結束，他才趕到北京，這期間他一直在路上奔波，跟隨他的隨從也從十五人銳減到了九人，其他人不是半路折回就是病倒在異國他鄉，這樣一支虔誠的外交使團，唐紹儀當然應該親自趕去火車站迎接。

本來，總統是打算親自趕去火車站迎接的，但是唐紹儀卻勸總統打消了這個念頭，唐紹儀的理由也非常充分，那就是不能讓協約國產生“錯覺”，畢竟，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對蘇維埃俄國政府進行外交承認，如果中國總統先生接見蘇俄外交特使的訊息傳揚出去的話，恐怕會招致英國、美國等國的抗議，畢竟，總統先生現在還將那位代表俄國沙皇政府的外交特使當作貴賓招待，在這種背景下，總統怎麼能夠同時接見另一個宣稱代表俄國人民利益的政權的外交代表呢？這樣做，不是承認兩個俄國並存麼？這是在分裂俄羅斯！就算協約國不怒，那位俄國的攝政大臣閣下也會憤怒起來的，而一旦一個神棍發起瘋來，誰也不知道他會幹出什麼事情，或許會一頭倒向日本也說不定呢。

所以，最終還是由唐紹儀趕去迎接那位蘇俄外交特使，而且出於保密起見，唐紹儀也是輕車簡從，不過就是帶了兩輛內政部的轎車，一輛唐紹儀坐，另一輛他的保鏢坐，除此之外，跟隨唐紹儀行動的隨從只有一名俄語翻譯，以及那位外交明星顧維鈞。

相應的，那位蘇俄外交特使也是行事低調，公開的身份是一名流亡到中國的俄國商人，他的隨從人員也都在廣州更換了相關的證件，即使唐紹儀接見他們的訊息傳揚出去，旁人也只會認為唐總長是在接見一批俄國實業家，而不是赤色俄國的外交代表。

這樣一來，當唐紹儀帶著隨從趕到北京大前門火車站的時候，他不得不費了番周折才與那位蘇俄外交特使卡拉漢先生接上頭，這多少使唐紹儀想起了當年同盟會、光復會等反清革命組織秘密會面時的景象，雖然他本人確實也沒親眼見過，不過既然常與譚人鳳、楊王鵬說話，那麼他對革命黨人從事秘密活動時的那一套手法也就不算陌生。

實際上，同盟會、光復會的秘密活動方式除了繼承了一些中國會黨的習慣之外，同時也向當年流亡東京的俄國無政府主義分子學習了一些技巧，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卡拉漢應該對這種秘密接頭方式也不陌生。

堂堂外務總長也幹起了秘密接頭的勾當，而且還是在自己國家的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