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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就存在本身而言，疼痛是無所不在的，因為人的慾望是永無止境的，正如《俄狄浦斯王》中的最後一句臺詞所言：“在還沒有跨越生命的大限之前，在還沒有從痛苦中得到解脫之前，沒有一個凡人敢說自己是幸福的。”但尤鳳偉顯然不是為了表達這種終極意義上的存在之痛，他更多的是透過那些來自社會底層的平民們在求存過程中所遭遇的內心之痛，以及他們在這種疼痛中的反抗與掙扎，來啟用他們極易被人忽略的內心世界，展現他們靈魂深處許多非同凡響的人性品質。像《原始卷宗》、《倖存者拾米》、《兇手》、《圓圓的天空》、《山地》以及《回家》中的主人公，雖然不斷地遭受各種權力體系的盤壓和威脅，但他們卻始終堅守著自己的價值取向和人格操守，與那些反道義反倫理的強權勢力進行著頑強的抗爭，即便是失去生命也在所不惜。即使像《沉默的格》中殘障而幼小的格，同樣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完成了對原欲與罪惡的懲罰。在這些人物中，我們看到的是一種令人心悸的執拗，是一種與主流社會左右逢源式的生存準則完全相反的人生信念，是一種遠離了狡猾、虛偽、陰險、中庸、善變等反道德化的率真個性。他們似乎都有點“認死理”的性格邏輯，但正是這種代表了正義與公道的“死理”，顯示了他們難能可貴的精神品質。而《老安的詠歎調》、《失去的山楂林》、《龐跑婆婆》、《乘車而去》等作品中的人物對人性的自我拷問，雖然處處顯得無奈而又無望，潛藏著各種難以言說的隱秘之痛，但在敘事話語的背後，也同樣噴薄著令人敬畏的人性之光，映現出許多超越常人的倫理操守和價值信念。在“石門系列”中，尤鳳偉更是完全沉浸在生命的隱秘部位，沉浸在人性中“不可啟齒的部分，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部分，寫生命中理性與感性的博殺，慾望與道德的博擊。寫奔騰於血液中最原始最有力量的因素。寫生命的執拗。”於是，我們看到，《石門夜話》中的二爺、《石門囈語》中二爺的新夫人珠、《石門絕唱》中的玉珠，都以種種不可理喻的方式盤旋在道義與慾望的隱秘地帶。在那裡，他們或說或唱，輾轉徘徊，左衝右突，頑強而又執著地敲開對方的人性之門，啟用對方的生命情感和種種非理性的本能慾望，並以此來實現自己的人生願望。

這種人性的復甦與掙扎，在《中國一九五七》中幾乎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示。在這部小說中，尤鳳偉將歷史的災難不斷地化為人性的自然衝突，使殘酷無情的政治壓迫不停地演變成活生生的人性搏殺，然後又透過不同人性的相互搏殺來反推歷史自身的不幸。在這種人性的相互搏殺中，我們所看到的，不僅僅是那種無所不在的權力淫威對知識分子的精神摧殘，也不只是右派們對自身在罪與非罪上所進行的抗爭，因為這些問題早已藉助革命的霸權話語在專政機器的直接干預下，迅速地將他們變成了地地道道的階下囚。我們所看到的最為驚心動魄之處，是一群又一群在一夜之間因言獲罪的右派們，如何在“改造”中展示自己的內心品質，尤其是當肉體的飢餓與死亡隨同精神的極度箝制一起襲來時，他們，作為一群活著的人，是如何面對這一切，進行著從群體到個體的人性搏鬥。儘管尤鳳偉在小說中為我們塑造了三類人物的人性取向：一類是以馮俐、龔和禮、李宗倫等為代表的永不屈服的抗爭者，一類是以周文祥、蘇英、吳啟都、陳濤等為代表的委屈求存的軟弱者，一類是以高幹、張克楠等為代表的權力的幫兇者，但是作者選取的敘述立場，卻是站在周文祥這些帶有中間性質的人群中。這無疑既確保了整個敘事的合理性，又確保了整個敘述的客觀性——因為對於馮俐他們來說，“反抗即死亡”的政治強權不可能給他們以言說記憶的機會，而讓高幹等人來複述這種記憶，顯然會遠離歷史自身的真相。同時，尤鳳偉選取中間人物來承擔歷史記憶的修復者和還原者，還有著更深的人性意義。由於反右運動的實質並不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思想改造，而是以“改造”作為人道主義的幌子，透過赤裸裸的非人道的專制手段，直接對自由知識分子進行思想和記憶的雙重清洗，對他們的生命與尊嚴進行強制性的剝奪。在這種精神與肉體的巨大威脅下，右派們不僅出現群體上的分裂，也同樣出現個體自身的分裂。尤鳳偉的意義在於，他以一種難能可貴的寬容情懷，既頌讚了馮俐、龔和禮、李宗倫等抗爭者永不低頭的高貴品質，又接納了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