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沮喪的老知青以某種有益的啟示，重新燃起希望。她們向記者表示：如果問題實在還不解決，我們就上北京。扛著志願墾荒隊的大旗，從哪兒來回到哪兒去。我們這些人決不胡鬧，我們通情達理，大家會湊些錢到北京去，直到問題解決。1979年6月13日《中國青年報》第63期《青運情況》報道了她們“強烈要求復職”的訊息，使更大範圍的人們瞭解到這批墾荒隊員可憫可嘆的命運。

然而歷史遺留問題的解決往往比它的產生要複雜得多，困難得多。報社的呼籲仍未給墾荒隊員們帶來企盼的佳音，她們似乎也沒有像揚言的那樣扛著大旗赴北京上訪請願。於是只有繼續等待。1984年9月15日，共青團北京市委在《關於慰問北京青年志願墾荒隊情況的報告》中舊話重提，再一次反映墾荒隊員的復職要求，“使他們近30年的墾荒歷史得到一貫的承認”《荒原上的足跡》，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07頁。。

（三）回鄉知青的要求

返城風中，一些地方的回鄉知青也受到影響，要求國家為他們落實政策。

上山下鄉活動的發起和初瀾，主要是與回鄉知青聯絡在一起的。直到“###”爆發以前，正式報道從未諱言回鄉知青是上山下鄉活動的主體。然而，隨著60年代末城鎮知識青年掀起上山下鄉高潮，回鄉知青明顯受到輿論工具的冷落。

幾段插曲（4）

從1968年夏季各地著手動員“老三屆”畢業生上山下鄉時起，所有農業戶的畢業生就被要求“一律回鄉參加農業生產”。如果說“###”以前少數農家子弟尚可透過艱苦努力考入高等學校，從而改換“農業戶”門庭的話，那麼，當舊教育制度毀於一旦，高等學校停止招生後，他們在畢業之餘的唯一出路就只有子承父業了。

他們從農村中來，畢業後又要回到農村去，對這個似乎順理成章的規定，許多農民子弟並不願接受。即便是下放農村，他們也希望能夠享受城鎮居民子弟的待遇——頂著“下鄉知識青年”而非“回鄉知識青年”的名義。下鄉知青固然帶著接受“再教育”（即接受改造）的重任，但作為一種特定的身份，所享有的待遇，非回鄉知青所能企及。動員時，他們可以申請到國營農場（或生產建設兵團）當農工（兵團戰士），掙工資；下鄉時，國家按人頭撥給安置費；尤為重要的一點，在未來的招工、招生時，比回鄉知青有更多的機會和選擇。因此，也就不難理解，一些農業戶學生，何以要利用與負責分配工作的軍訓人員或學校行政幹部的良好關係，想方設法冒入“下鄉知識青年”隊伍。若干年後，正是憑著這種身份，他們有幸獲得重新分配工作和進入城市的機會。當然，有此幸運的為數很少，在鄉務農成為大多數農家子弟命中註定的歸宿。

一個引人注目的變化是：從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的十幾年中，農村的普及教育獲得了長足的進展。回鄉知青的人數因此猛增。他們一部分來自縣鎮一級中學，更多的則來自遍地開花的農村中學《中國教育年鑑》（1949—1981），中國大百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06頁。。

“###”十年中，下鄉的城鎮知青共有一千四百餘萬，回鄉知青的人數則數倍於此。具體到每個省、自治區，乃至地、縣，無不如此。1975年4月10日《人民日報》載：“###”中河南先後有36萬城鎮知識青年、500萬回鄉知識青年奔赴農村。7月19日載：1968年以來，寧夏已有50多萬回鄉知青，14萬多城鎮知青下鄉。不久，又宣佈說，江蘇省下鄉插隊的城鎮知識青年有5萬多人，回鄉知識青年達24萬多人《人民日報》，1968年11月15日。。

60年代末，旨在誇大上山下鄉工作的成績，壯大聲勢，吸引更多的中學生響應號召，宣傳媒介在公佈知識青年下鄉數字時，有時將回鄉青年也包括在內＇美＇托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鄉》，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2—23頁。。以後，又試圖透過對邢燕子、程有志、徐敏光、韓志剛、呂玉蘭、趙雲英、蘆忠陽、張大暖、王美季等一批迴鄉知青的表彰，為上山下鄉運動增添光彩。然而，當國家召開有關知青工作的專門會議，制定具體政策時，卻是以城鎮下鄉知青為物件的。實際上回鄉知青問題並未引起應有的重視，而回鄉知青的疾苦也不屬各級知青辦關心的範圍。特別是1973年國家對知青政策作了重大調整後，下鄉知青與回鄉知青身份上的差距便進一步拉開了。

“###”期間，回鄉知青同他們的父輩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