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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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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全靠這組織上的能力得世界之公從,成為中國之希望。也因為如此,他刺激了日本軍人,終有全面武裝衝突。他也明知中國無力單獨取勝,必須倚借外國援助。在採取這立場時他只是無可如何,批評者也不應就此指摘,因為他與當日同盟國家的領袖邱吉爾、戴高樂無異。只是戰局結束後他沒有將歡樂帶及於援助他的人。相反的,與他結盟成為一種累贅,也成了一種羞愧不能告人之處,因此他一直沒有被人寬恕。將情形弄得更糟的,尚有史迪威事件加在他的政府殘暴、貪汙和無能的罪名上。及至今日,很少美國人能想起,以每一援華之美元計,對中國國民政府的支援仍不失為一種廉價的買賣。如果將國民黨奮鬥的長期結果綜合看來,觀察者應有與杜魯門和馬歇爾在日不同的看法。蔣介石可以被認為首先給中國製造了一個原始型的統一政府。這政府縱有各色各樣不是,它終究主持了自衛,且在圖生存的關頭裡獲得百餘年來在國際戰爭中的第一次勝利。

現代戰爭有一種特性通常尚為交戰國忽視。全面動員極端講求效率之際,戰線之後方常產生一種重新改造社會的運動。一經掀起,這運動不必與雙方宣戰時之目的吻合。第一次大戰爆發時,德皇及俄國沙皇彼此無從預悉此次戰爭之成果首在清算專制皇權,因其跨地過廣牽涉過多,不符時代之需要。此與其位於何處、當初以何原因投入戰鬥無關。第二次大戰爆發時,希特勒以爭取日爾曼民族之“生存空間”(Lebensraum)為志,殊不知曾幾何時此計失敗,反動所及,各色人種之平等傳遍各處,造成一種全球風尚,甚至出於張伯倫和邱吉爾預料之外。中國之內戰與這種出處縱然不同,也產生了出人意外的後果。

低層機構:中共與毛澤東

30年或4D年前無人曾預料中國之土地革命將造成一種新的低層機構,它的用處在使中國能在數目字上管理。當時對共產主義有極端信仰之人士亦不過含糊提及要在農村“將生產力解放”。其他人即以為經濟上的平等本身即是目的。這樣的看法顯然也是毛澤東的著眼,不然他日後不會再發起不合實用的文化大革命。只是從文化大革命及內戰之後果看來,歷史在長時間內所表現的合理性可能與組織這些情事者的初心相違。

這也不是說毛澤東在歷史上的成就應當小視。40或50年前極少人能有長遠的眼光看透中國的前途將從一隻潛水艇夾肉麵包的結構上改造著手。經濟上的建設應當注重最前進的部門。與農民為伍,不無人道主義的吸引力,要假他們之手改造中國的命運,聽來則不免荒唐。可是隻毛鍥而不捨,事實之展開終如他之謀劃。他的運動既要勇氣,也要耐性;一方面出於機巧的計略,一方面也靠好運高照。這些條件彙集,才有人民解放軍的成功。此中也有一種命運上的錯安排:傳統傾向於均一雷同,以爭取動員時的簡單,終能抵擋住對方使用科技的優勢。這優勢不能全面分配,在戰場上反足為使用者之拖累(雖然稍有出入,這基本戰略也被越共使用,日後使美軍的優勢無法施展)。並且在內戰期間,毛之野戰軍有意避免高層機構。中共統治之下極少有大城市。都市文化故意不要。大部隊只用無線電聯絡。在戰場上軍事人員和政工人員暨經理人員一般靈活互相呼叫。在雙方互予彼此極大之損害後,這農民軍的鄉村性格使它元氣容易恢復,為國民黨軍隊所不及。

可是毛澤東的農村改造更有長遠影響。中國的農業問題在戰前已由貝克(John Lossing Buck)、陶尼(Richard H。Tawney)和費孝通等人提出。這問題的根源也可以從各種方誌上看出,總之是耕地短絀、人口過剩、農民負債。可是及至詳細情形經過實地報告提出,當中問題之龐大與嚴重,仍足以使從事工作者驚訝。佃農問題並非一切不平的所在。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