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鈉拮喲��9個孩子，從貝希特斯加登逃出來後，就在那裡等候。在爾後的27年中，對鮑曼的露面報上時有報道，特別是在阿根廷。1972年年底，美國作家拉狄斯拉斯·法拉戈宣稱，他有確鑿證據，證明鮑曼仍活著，是在南美。這個訊息轟動了一陣。數天後，又是一陣轟動。德國當局宣佈，他們在元首的地堡附近發現了鮑曼的屍體。曾驗明希特勒的屍體的索格納斯醫生，要求檢查頭骨，以便與牙齒相對證。開始時，由於他未獲準，人們便更懷疑這是一具假屍。後來，及至1973年秋，索格納斯才獲准去檢查頭骨和在頭骨出土3個月後發現的門牙和額骨架。索格納斯醫生返回加利福尼亞洛杉磯分校後，便著手準備法醫分析報告。1974年9月，他向在倫敦召開的“國際牙醫聯盟世界大會”提交了他的材料。他的結論是，這個頭殼確是鮑曼的。希特勒之最忠實的奴僕之謎終於真相大白。

（2）

一直到最後，海因裡希·希姆萊都希望能與盟國作出某種安排，但又小心翼翼，生怕出一點差錯。希特勒死後，他逃至北方，要求元首的接位人委任他為德國新政權的第二號人物。鄧尼茨卻說：“這是不可能的。我沒有工作給你做。”在絕望中，希姆萊向施維林·馮·克羅希克求教。“請告訴我，我會變成什麼人？”他問這位新外交部長，“你或別人會發生什麼情況，本人一點兒興趣也沒有”，他憤怒地回答說。“我感興趣的是我們的使命，不是我們個人的命運。”

克羅希克給他提供兩條出路：自殺，或隱姓埋名。“不過，我若是你，我就開車去找蒙哥馬利，說‘我來了，我是黨衛軍首領希姆萊，準備替我手下的人承擔責任。’”

當晚，希姆萊只對親友們簡短地說，有件新的重要任務未完，只能讓幾個人與他一起前往。他刮掉鬍子，往一隻眼上貼了塊布片，改名換姓——同行共9人，包括他的武裝黨衛軍的首席副官維爾納。格洛特曼在內——躲藏起來了。當格洛特曼發現他的主子有個氰氨藥瓶並準備在必要時使用它時，他指責希姆萊企圖走捷徑逃避責任——這條道路又是不對他的追隨者開放的。他說，作為帝國長官，你希姆萊的責任不但是要替下級官兵之行動承擔責任，而且要明確宣佈，武裝黨衛軍，黨衛軍保安隊，以及集中營的衛隊是屬完全不同的組織的。希姆萊躊躇了。“在我服毒後”，他說，“你們這些青年軍官要將發生在德國的事情告訴全世界——我幹了什麼和我沒幹什麼。”兩星期後，希姆萊被英軍俘獲。有位醫生在進行常規檢查時，發現他嘴裡有東西，待他伸手去取時，希姆萊咬破了藥瓶，立時死於非命。自殺事件仍時有發生，但數量卻比估計的要小，尤其是在政府人員中。只有位叫羅伯特·雷伊的，在紐倫堡等候審判時自殺。

在紐倫堡，最頑固的囚犯顯然是戈林。他來到監獄時，身上帶著一大包巴拉多辛丸，每天服用40丸之多。然而，到他出庭作證時，他已完全戒掉了服毒的習慣，體重減了百分之四十，只有153磅。在法庭上，他幾乎單槍匹馬地為他的元首辯護。與其他許多被告不同，他從不把責任推給別人，或拿希特勒作擋箭牌。他負責領導犯人，咄咄逼人地發號施令，採取統一策略進行辯護。回到牢房後，他熱情地搓著手，稱自己為最佳球隊隊長，還吹噓說，他會令原告和聽眾激烈相爭的。若被告中有人反對或軟弱下去，元氣得以恢復的戈林便會進行恐嚇，把他們罵得不敢吭聲。“看到德國人向敵人出賣靈魂，令我作嘔！”在一次進午餐時，他這樣說，還以拳擊桌。“他媽的”，他又說，“我只希望大家有勇氣把我們的辯護詞歸結為簡單的五個字：舐我的屁股！”在22名主要被告中，只有3人（莎希特、巴本和弗裡茨徹）被判無罪，8人被判長期徒刑；其餘被判處死刑。1946年1月15日晚10時45分，戈林用一瓶氰氨欺騙了絞刑劊子手。兩小時後，處決開始了。

第一個走上絞刑架那十三級臺階的是裡賓特洛甫。“讓上帝保佑德國”，他大聲說。“我的遺願是保持德國的統一，讓東西方達成諒解”。只有在紐倫堡看到許多無可爭辯的證據後，他才相信確有成千上萬的猶太人被殺害，因為希特勒曾一再對他說，猶太人的問題將用驅逐出境的辦法解決。“我做夢也未想到”，他對美國心理學家G·M·吉爾伯特說，“事情會落得這個結局！”

第二個上絞刑架的是凱特爾。幾分鐘前，當牧師為他最後一次祈禱時，他哭了。現在，他鼓足了勇氣。“我呼籲全能的上帝饒恕德國人民。為了德國——一切！謝謝你們！”他轉身面對牧師——是個美國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