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陸軍軍官學校的學生，早年夢想帶兵打仗。這次，他上鉤了——雖然有點兒勉強。他雖然懼怕鮑曼，卻從未想到過他的對手是在為他的倒臺作準備。他坐上專車駛向東方，決心截擊俄國人於維斯杜拉河。他能用於阻擊俄軍的只有幾名參謀，一張過時的地圖和他的部隊的空名：維斯杜拉集團軍。除了幾支零星的部隊外，其餘不過是紙上談兵罷了。新增援的部隊抵達後，希姆萊便開始佈陣，由東向西即從維斯杜拉河至奧得河設下一條防線。這是蠢舉，因為它只保護了波美拉尼亞灣及其以北。換言之，他把守了旁門，卻讓大門敞開著。

結果，朱可夫繞過這道單層防線，繼續西進，只受到零星的狙擊。1月27日，即希特勒之最高階軍事會議結束的那天，朱可夫的部隊離柏林只有100英里左右。橫在他們面前的是奧得河，也就是他們佔領總理府前必須克服的最後一條主要的天然屏障。

3天后，希特勒向全國人民發表講話。他提到了國際猶太人這個魔鬼和亞洲的布林什維主義。緊接著，他便號召德國要人人盡責到底。“不管目前的危機有多麼嚴重”，他最後說，“無論如何，它終將被我們始終不渝的意志，被我們準備犧牲的決心和被我們的能力所駕馭。我們能戰勝這個災難；這場戰爭也會被歐洲而不是被中亞所贏得。站在它前列的是過去1500年來代表歐洲反對亞洲的民族，並將永遠代表歐洲的民族：大日耳曼帝國和日耳曼民族。”

當日下午，鮑曼抽空叫“心愛的小丫頭”儲存一些幹蔬菜，和“比方說，50磅蜂蜜”。在信中，他還談到了布林什維克在血洗每個村莊時犯下的種種暴行。“你和孩子們千萬不要落入這些野獸之手！”儘管有這些訊息，元首依舊神采奕奕。

晚間的碰頭會結束後，有些會議參加者沒走，希特勒便非正式地向他們談到了政治局勢。他講得很輕鬆，好像是教授向一群得意的門生講課似的。他解釋說，他發動“秋霧”的目的是要分裂盟國。這仗雖然打敗了，他說，英美兩國卻在為誰打贏這仗的問題公開吵得面紅耳赤——兩個盟國之間的分裂已近在咫尺。

古德里安老大不耐煩地看錶，但青年軍官們卻聽得入了迷。元首預言，用不了多久，西方便一定會醒悟到，他們的真正敵人是布林什維主義，因此，他們便會與德國一道，共同討伐。丘吉爾和他都清楚，柏林若被紅軍征服，半個歐洲便成了共產黨的天下，用不了幾年，另一半也會被消化掉。“我從不想真打西方”，他痛苦地說，“是他們強迫我打的。”但是，俄國的綱領卻越來越明顯。在波蘭，當斯大林承認共產黨支援的盧布林政權時，羅斯福想必是開了眼界。“時間是我們的盟友”，他說。他要求死守東線的原因就在於此。他們堅守的每一個要塞終將成為德國——美國——英國聯合征討並消滅猶太布林什維主義的跳板，這難道還不明顯嗎？他提高嗓門，提醒聽眾注意，1918年時，德國曾遭陸軍總參謀部暗算。若不是投降得過早，德國原可得到榮譽和和平的，戰後也原不會出現混亂，不會出現共產黨奪權的企圖，不會有通貨膨脹，不會出現經濟蕭條。“這一次”，他說，“我們切不可在午夜前5分鐘投降！”

1月31日，希特勒醒來後便聽到一條驚人的訊息：蘇聯坦克跨越過了奧得河！這樣，在敵人和柏林之間再也沒有大的天然屏障了。3天后，柏林遭到自開戰以來最慘重的轟炸，這又加劇了驚慌情緒。前來轟炸的美機幾乎有千架之多，把市中心幾乎夷成平地。受害者中就有人民法院院長羅蘭·法頓斯勒——其時，他正在審判7月20日陰謀分子費邊·馮·施拉勃倫道夫。現在，法頓斯勒已高掛在一根巨樑上，死於非命，腋下還緊夾著施拉勃倫道夫的罪證卷宗。“上帝的法術真是妙不可言”，施拉勃倫道夫暗想，“我是被告，他是法官。現在呢，他死了，我卻活著。”

他和另外兩名被告被匆匆用小車送至蓋世太保的監獄。時間還早，但因為煙霧瀰漫、塵土飛揚，天空顯得很黑。到處火光沖天。坐落在阿爾布萊希特王子大街的蓋世太保監獄正在燃燒，但它的防空洞卻只受到輕微的破壞。當他打另一名犯人——卡納里斯——跟前走過時，施拉勃倫道夫喊了出來：“法頓斯勒已經死了！”這個好訊息很快便在犯人中傳開了。他們若走遠，盟軍便能在下一次審判前將他們解救出來。

在這次空襲中，希特勒的司令部也遭到嚴重破壞。次日，鮑曼向妻子描述了司令部的慘象：與外界斷絕了通訊，無燈、無電、無水。“總理府前有一輛運水車，做飯、洗涮的水就全靠它供應！據繆勒告訴我們，最糟糕的還是廁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