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傭書販舂”，即幫別人抄書、販賣糧米，貼補家用。

李商隱早年的貧苦生活對他性格和觀念的形成影響很大。一方面，他刻苦讀書，力求上進，渴望早日做官，光宗耀祖，改變貧困衰微的家境，另一方面，這種經歷使他養成了猶豫、敏感、清高，獨立的性格，從而導致了他日後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

大約在十六歲時，李商隱寫出了兩篇優秀的文章，一為《才論》，一為《聖論》，獲得了一些士大夫的讚賞，其中就包括時任天平軍節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是李商隱求學生涯中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駢體文的專家，對李商隱的才華非常欣賞，不僅教授他駢體文的寫作技巧，而且還資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勵他與自己的子弟令狐綯等人交遊。在令狐楚的幫助下，李商隱的駢體文寫作進步非常迅速，由此他獲得了極大的信心，希望可以憑藉這種才能成功踏上他的仕途。在這一時期的《謝書》中，李商隱表達了對令狐楚的感激之意和自己躊躇滿志的心情：“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攜筆硯奉龍韜。自蒙夜半傳書後，不羨王祥有佩刀。”

在唐代，缺乏門第背景的知識分子如果希望在仕途上有所發展，主要的途徑有兩個：科舉和幕府。前者被認為是進入官場的資格，是官方對其行政能力的認可；後者是一些有勢力的官僚自己培養的政治團隊，如果表現出色，往往可以透過這些官僚的舉薦成為朝廷正式的官員。中晚唐時期，很多官員都既考取了科舉的資格，也有作為幕僚的經歷。

李商隱青年時期得到令狐楚的賞識，並有機會跟隨他學習“四六文”（即駢體文），自然而然地成為了令狐楚的幕僚。但也正是由於這一段經歷，使得他一生都被牽累在“牛李黨爭”的政治漩渦中。

“牛李黨爭”源於唐憲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一次科舉考試。時任宰相的李吉甫對應試舉子牛僧孺、李宗閔進行打擊，因為他們在試卷中嚴厲地批評了他，李吉甫與牛僧孺、李宗閔等人由此結怨。這筆恩怨後來被李吉甫的兒子李德裕繼承了下來，以牛僧孺、李宗閔為領袖的“牛黨”和以李德裕為領袖的“李黨”在數十年中互相攻訐，爭鬥不休，成為晚唐政治中和“藩鎮割據”同等嚴重的一個社會痼疾。

李商隱的老師令狐楚傾向於“牛黨”，在他的幫助下李商隱步入了政壇，於唐文宗開成二年（公元837年）中了進士。在令狐楚去世後，李商隱成為傾向於“李黨”的涇原節度使王茂元的幕僚並受到其賞識，娶了他的女兒為妻。

李商隱，這位才華橫溢，純潔高貴，追求獨立人格的詩人，就此成為“牛李黨爭”無辜的犧牲品。

與王茂元女兒的婚姻使李商隱被牛黨視為李黨中人，但李商隱本人心中想的卻是置身“牛李黨爭”之外，憑藉自己的能力才華，而不是黨同伐異，去實現遠大的政治抱負，這從他的詩文中可以反映出來。然而，在殘酷的政治鬥爭中想要保持獨立只能是一廂情願，結果是李商隱受到了來自牛黨和李黨的雙重冷遇，甚至攻擊，無論是“牛黨”還是“李黨”得勢，李商隱從來沒有機會晉升。後來身居高位的令狐綯尤其厭惡他，認為他賣身投靠李黨，忘恩負義。

在這種情況下，李商隱的仕途顯然無法順利，他曾經兩入秘書省，但都只是短期地擔任過低階官職，他也在基層政府做過小官，但經歷同樣短暫而坎坷，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在一些外派官員的幕下供職。

對於深處於現代商業社會的我們而言，李商隱守著如此多的權力和人脈上的資源竟還淪落到如此潦倒的地步，實在令人不解。如果歷史可以大膽假設的話，我們不妨替李商隱安排一下他的政治選擇：一、當時如果他能義無返顧的投奔牛黨，與令狐家族一脈相承，勢必穩居高位，權力顯赫，但是，付出的代價是：他就要昧著良心看著令狐綯們將他心目中的政治偶像李德裕一貶再貶，直至貶死於海南任上，他能做得到嗎？二、如果他堅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信念（李商隱事實上傾向於李黨），完全投奔至李黨的麾下，那麼他不但要揹負沉重的“忘恩負義”的十字架，同時要隨時準備著在李黨得勢後對牛黨人士進行毫不手軟的大張撻伐，他又能做得到嗎？或許還有另外一個假設，那就是採取騎牆的政治策略，牛黨得勢，就向牛黨投懷送抱，李黨掌權，便對李黨暗送秋波，這樣，無論牛黨還是李黨上臺執政，都可以穩坐“釣魚臺”，居“廟堂”之高，而不是處“江湖”之遠，然而，錦心繡口、滿腹華章的大詩人李商隱又怎麼能做得到呢？

但是，假設終歸只能是假設，理想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