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寬。

夢霞：有人認為，地方電視臺的新聞改革有兩個代表，一個是民生新聞的代表《南京零距離》，一個是新聞娛樂化的代表湖南的《晚間新聞》，你本人又是怎麼來看待新聞娛樂化的？

潘禮平：其實我覺得《晚間新聞》根本不是娛樂化，如果是“娛樂化”很多內容應該不適合做，嚴肅的、感人的、思想內涵比較豐富的，怎麼會適合娛樂化呢？《晚間新聞》很多東西都是很認真的，寓教於樂的。“娛樂”只是很皮毛的東西，只能說這檔新聞更加註重可看性。

在我看來，我們所有的追求都是人性化，不是娛樂化。

夢霞：很多時候看到《晚間新聞》，都會讓人覺得挺感動的。

潘禮平：我們講最生活化的語言，“做個有良心的人”就是最普通的語言，老百姓就喜歡這麼講，這也是我的世界觀。我強烈主張平等，幫助那些弱小的人，你可以錦上添花，但我喜歡雪中送炭。

越到後來我們節目裡就越是講兩句話：“做一個有良心的人。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我想把這兩句話作為晚間新聞的座右銘，或者內在的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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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秋鏑：中國人並不缺乏善心（1）

中國人並不缺乏善心，而是缺少喚醒

夢霞：今年七、八月份還有另外一個更為火爆的電視節目，那就是“超女”，這兩個節目在活動上用了很多相同的手段，有沒有人拿“圓夢行動”和“超女”進行過比較？

姜秋鏑：有人說是公益PK商業，高雅PK低俗，我們也不說哪個低俗哪個高雅。今年七八月份的時候人們的確看到了這樣的景象，一邊孩子可能是拿著募捐箱，說請您幫助一下貧困的大學生吧，他們需要上學，他們需要知識，知識能夠改變命運，另外一邊孩子就說請你給誰誰誰投一張票吧，發一個簡訊吧。這樣兩種景象放在一起，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兩種價值觀。我想央視作為國家媒體應該倡導社會的主流價值觀。

做完“圓夢行動”，覺得心裡充滿了陽光，充滿了溫暖，覺得世界上還是好人多。就我們這樣一個小小的節目，就有那麼多人捐款來幫助那些孩子。新加坡《聯合早報》採訪“圓夢行動”後寫了一個評論，說善心在這個國家依然發出微弱的光芒，我說我不同意這句話，我們這個小小的欄目做了五十多期節目，而且很多層次的東西很多活動還沒能做起來，就有這麼大的傳播效應，可見中國人並不缺乏善心，而是缺少喚醒。而喚醒公眾的功能恰恰應該是媒體承擔的。令我們欣慰的是，“圓夢行動”整個系列節目最後的收視率並不差，節目很好地詮釋了綠色收視率的理念。

其實我們當初也沒有想到。今年三四月份我們在策劃這個節目的時候也給自己定了一個目標，就是募集捐款一個億，資助差不多兩萬個孩子。結果自己也吃了一驚，哦，還能這樣啊，我們後來在節目裡做了一個小版塊，“圓夢快報”，每天連續報捐款數字，每天都報，很多人都特別關注這個數字，過一億的時候，《新聞聯播》也播了。

這次活動我認為是媒體和公眾之間做了非常高效的互動，觀眾看了節目非常希望幫助他們，節目播出後很多人問我們要碟，說要給我兒子、女兒看，他是希望這個東西能夠觸動他們的孩子。

節目的影響力做出來了，捐款人的層面非常廣泛，上至黨和國家領導人，下到拿低保的普通老百姓。人大副委員長王兆國夫婦以兩個老共青團員的名義，捐了福建災區的兩個孩子。兄妹兩個都考上大學，只能去一個，夫婦二人爭吵不休，後來決定讓兒子去，不讓女兒去了，這樣一個節目，王兆國夫婦看了以後非常感動，就給青基會打電話，說要捐這兩個孩子，在捐款的信封上親筆寫下了兩個孩子的名字。

###副總理幫助“圓夢行動”進行勸募，她讓美國柯達公司捐了二十萬美元，全部給了我們做啟動儀式的廣西都安縣。

還有一位不留姓名的老將軍，廣西的孩子來北京他到車站去接，但是不讓我們的記者去拍。企業家、白領捐款的也特別多，李東生捐了一百多萬，很多企業把這個節目作為教育員工的一個活動。

更多的是普通老百姓，我們每一個電話都做記錄的，有些就記著“聽不清，一聽就知道是在街上用公用電話打的。他本身就是打工的，他就想捐個幾百塊錢，他捐不起一個孩子，他說捐幾百塊錢行不行？”

還有敬老院的阿姨，自己的生活都不能照顧了還要捐款。還有監獄的犯人，上海青浦監獄的犯人湊了八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