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之前，先在背景上應有若干認識。 上面提及，一國兩制因企圖現代化而產生。元朝立國於13世紀至14世紀，此時中國是否已曾現代化可能引起爭執。哈佛教東亞史的專家賴世和與費正清，在他們的標準教科書內提及中國〃前期的現代〃已在晚唐來臨，亦即在8世紀至9世紀間。他們所持的理由乃是此時中國社會穩定，所有的組織制度也已整體化，又能彼此平衡。這和〃古典時代〃的中國前後不同。這樣說來元朝確已進入現代了。他們的立論不是沒有獨到的眼光，只是用詞缺乏堅定性。所謂〃穩定〃、〃整體化〃和〃平衡〃都是抽象字眼，不可捉摸。用之在歷史裡樹立里程碑，不能令人完全置信。 我個人認為中國傳統時代極長。中國早已進展到現代化之門前，甚至比很多國家早好幾個世紀，可是雖叩關仍不得其門而入。究其原因乃是中國早已發現用數學公式處理國事之大前提，她卻始終不能引用真實的數目字，元朝的情形亦復如此。 租庸調製承襲於北魏暨李唐王朝，其先決條件為土地國有，全民透過〃均田〃的一段層次，每家每戶都按人口及耕作力據有配有耕地。於是，稅收採取〃包束式〃，租為穀物，庸是不付工資的勞力，照例每人每年20天，調為紡織品，普通用麻布繳納。其稅率全國一致，各家戶按丁數乘基本數付稅，或以一夫一婦為一〃床〃而按床繳納。事實上均田很難按實做到，各家各戶的田地也有高低，只是因其稅率極微，一般農民不難照辦。換言之，租庸調取其明白簡單，不仔細計較內部之公平。在一種原始型的農村經濟之間，佃農不成為重要因素的話，可以通行無阻（關於租庸調的解釋，歷來考證的結果意見分歧，這裡只概示與其他稅制最大不同特點。 兩稅為夏稅與秋糧，各在收成期間徵收，以田地的畝數為根據，也因肥瘠而高下，亦即稅收與各家戶之收入成比例。一般情形，較依租庸調之包束式的收取為多。 元朝之南北兩制有其歷史上及地理上之原因。當蒙古人進佔華北時，這整個地區已經契丹、女真等半遊牧民族割據一百多年，這些民族已將當地胡漢混同的人口編為各種公社。雖說我們無從確定當日土地佔有之詳情，只是契丹、女真之民政兼具半軍事性格，可見得其政權能直接控制絕大多數之小自耕農（契丹與女真對華北戶口的管制之概況，見《遼史？兵衛志》所敘〃蕃漢轉丁〃及〃五京鄉丁〃及《金史？食貨志》內所敘之〃猛安謀克戶〃。 ，於是徵兵籌餉都以極短線條的途徑直接輸納于軍中。蒙古人以馬上得天下，沒有不歡迎這動員容易之制度的理由。 可是華南地形複雜，耕作物品類繁多，上述包束的稅制礙難通行。況且南宋已在此間定有完整之稅制，如果將其稅收底賬放棄，一切重來，未免花費。所以元世祖忽必烈於公元1282年詔令全部地區一切如舊，自此一國兩制成為事實，終元季之世，只有區域性修訂而從未全部放棄。 再則在忽必烈之前，蒙古人已採用他們在草原地帶的辦法，將征服的部落發配貴族王子為奴，他們在中國也有如是之封祿稱為〃投下〃。直到忽必烈採用南宋體式之政府實行中央集權，才詔令廢止此等小單位，但是《元史？食貨志》仍載有150個皇子公主及功臣等的采邑。他們封到的戶口，少只有三戶五戶，多至10萬戶。根據法令，食邑者只能派經理人員至地方政府，接受納稅所得，不能據地產為莊園，或執人口為農奴。可是如此重複的編派，在體制上至為紊亂。 忽必烈本人執政也多矛盾。他在併吞南宋時希望結納南方人心，於是詔令凡宋廷額外徵派一律罷免。在紙面上元朝稅率極低，可是事實上非正規之差派仍是紛至沓來，有如徵日本時造船之徵發，在忽必烈統御期間他經常需要擴充財政與稅收，因此曾犧牲手下三個功臣。&nbsp&nbsp　txt小說上傳分享

一國兩制在歷史上的例證（2）

阿合馬乃是回紇人，他前後居官名目不同，如所謂平章政事兼制國用使，即等於副總理兼財政部長，如是者前後19年。他生前總以能幹有效率著稱，也獲得皇帝信任。1282年他被一位漢人軍官謀殺，御前也為他復仇將兇手拘獲，明正典刑。可是不久阿合馬殃民的傳說接二連三地供達聖聽，忽必烈因此大怒，下旨將之剖棺割屍。盧世榮初從阿合馬入政，在1284至1285年間也有了統領財政稅收的權責。雖說他得到忽必烈的口允，在他執行國務期間被控告得豁免，可是到頭來告訐者多，盧世榮被檢舉獲死罪，在年終之前執行。桑哥初至譯員，專理宗教事宜，也繼盧世榮整理財政，於1287年至1291年掌稅收4年，其結局有如其前任三人整理財政情形除《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