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的事情。您的名字叫庫爾特·休斯科爾。小心些……” 我們走近桌子，軍官們有的站起來，有的欠了欠身子，用“嗨，希特勒！”來歡迎我們。海因曼聲音洪亮地回答了他們，而我則嘟嚕了一句什麼…… 海因曼介紹過我之後，我們分別坐下，給所有人叫了一杯啤酒。談話的題目當然是蘇德前線的戰事，以及英國空軍最近恢復的對柏林的空襲。我有絕對把握，在柏林工作這段時間內，語言得到很大的提高，不會讓我露餡，但依然非常感激海因曼關於我在慕尼黑軍工廠工作的杜撰。這使我更多時間不說話。無論如何，沒有人發現我不是那個自己冒充的人。 海因曼看了看錶。我們該走了。但他的朋友們卻不願放他走。我們遲了半個小時才得以脫身，我不得不開著這輛小小的“歐寶”，盡最大努力趕往會面的地點。 薩沙等著我們，當然已經是神經十分緊張了。坐進車子裡之後，他像上次一樣，緊緊地握了握我的肩膀，我非常高興一切正常。我們順利地回到了大使館…… 海因曼帶著自己一隊黨衛軍將疏散的蘇聯人護送到保加利亞——土耳其邊境。但我是1941年7月2日最後見到了他，那天我們撤離了柏林。早餐時，海因曼給了我一張照片，背面寫著留言。 “也許，”告別時，他對我說，“將來某個時候，我會被迫提起到曾經給蘇聯大使館提供過幫助。希望這一點不會被忘記。” 原來，他早已經猜到了，問題不在薩沙女友身上，而有更重要的事情。 戰爭最初幾年，舒爾茨－伯曾和哈爾納克領導的地下反法西斯組織給莫斯科提供了相當重要的情報。這些情報既涉及德國後方的狀況，也涉及到德國的軍事計劃。這些密電的內容關涉戰略物資的儲備，飛機和新式武器的生產等等。在傳送有關德軍傷亡情況、德軍計劃中的進攻、向蘇聯後方投送襲擊分隊等等極其重要的情報時，對於身處法西斯壓迫之下的德國人民而言，反法西斯戰士履行了自己的愛國義務。至於蘇聯軍事部門是否有效利用了這些情報，這已經是另外一個問題了。但是，毫無疑問，我們轉交的發報機拯救了我國前線和後方許許多多人的生命。德國情報部門費盡力氣，偵破了這個被希特勒分子稱為“紅色合唱團”的組織。1942年8月底9月初，該組織成員在柏林的一個監獄被處死。當劊子手將絞索套到哈爾納克的頸上時，他高喊，對自己的所作所為不感到後悔。舒爾茨－伯曾在自己的遺書中寫到，他終生都是根據理智、心靈和信念而行動的。 回想起這些堅強、富於自我犧牲精神、良心純淨的人們，就不能不想起戰後歷史。有多少像他們那樣的人，為了光明的理想而獻身！戰勝法西斯之後，這些犧牲似乎沒有白費。在德國的土地上，產生了一個“勞動人民的國家”，宣佈了建設“幸福的社會主義社會”的藍圖。我這一代人相信這個目標在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尤其在德意志民主主義共和國是能夠達到的，但是，強加給我們的模式卻是站不住腳的。強制推行的努力導致了巨大的犧牲和震撼整個東歐的大###。而曾幾何時，曾經是“世界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驕傲”的德意志民主主義共和國徹底消亡了…… 回到莫斯科之後，薩沙，也就是亞歷山大·米哈伊羅維奇·克羅特科夫高升了。我很少見到他。1943年，我們在德黑蘭相遇，他當時屬於“三巨頭”的安全人員。此後，在1954年印度###日內瓦會議上見過他一次。多年來，克羅特科夫在東德一直身居高位。五十年代末，他猝死在莫斯科的一個網球場上。  
迴歸故土（1）
1941年7月，我與蘇聯駐柏林大使館人員一起撤離德國，回到莫斯科。之後我被任命為負責處理外交，財務，人事等工作的副外長助理。 一架“道格拉斯”停在安卡拉機場低矮的候機樓前的水泥機坪上。蘇聯駐土耳其大使維諾格拉多夫和土耳其外交部禮賓司的代表來為我們送行。雖然是清晨，太陽已經很熱。晴朗的深藍色天空像天幕一樣，罩住了長滿了黃色青草的一片平原。凝重的空氣預示著這一天將酷熱無風。身穿空軍軍服的機長佇立在飛機舷梯旁邊。 被送的這一批人，基本上都是希特勒德國入侵蘇聯前夕駐柏林蘇聯大使館負責人員。不過，當時蘇聯駐柏林僑民區具有外交官身份的人並不多：兩個參贊，一個一等秘書，四個隨員，一個領事，海軍武官及其第一副手。還有，商務代表和他的副手也算是外交官。使館的事務人員也不多。戰爭開始之前，大約一半的外交官正在休假。早在五月份，海軍武官沃龍措夫和參贊科布羅夫攜家人回到了莫斯科。他們知道納粹的入侵不可避免，所以決定提前離開柏林。傑卡諾佐夫也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