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趙恆到達澶州之後，曹利用也從遼軍司令部返回澶州。遼帝國堅持要索回上世紀（十）九五九年被後周帝國奪取的瓦橋關（河北雄縣）以南的“關南地區”，包括莫州（河北任丘）、瀛州（河北河間）。趙恆不肯接受，他希望的是沒有損失的和平。但是遼帝國後衛部隊已對莫、瀛二州開始猛烈攻擊，危在旦夕，如果陷落，遼帝國的條件勢必更苛。於是趙恆表示，關南地區不可以割讓，但宋帝國願每年向遼帝國進貢，作為補償，派遣曹利用再往談判。蕭太后、耶律隆緒正佔優勢的時候，當然不肯讓步，但曹利用提醒他們母子：“和解不成，只有戰爭。中國現在是一個統一的帝國，不像分裂狀態下的後晉政府。我們皇帝又親自督戰，士氣激昂，你們未必一定勝利。而且未帝國進貢，是把整批財寶直接送到陛下手中，而戰爭掠奪，只便宜了將士。”這些話正確地分析了事態的真相，結果議定宋帝國每年向遼帝國進貢銀幣十萬兩，綢緞二十四萬匹。兩國代表對天盟誓，簽訂和約，這就是有名的“澶淵之盟”。

上世紀（十）之前的貨幣，還是以鋼鐵鑄造的“錢”為主，以一千個錢為一“緡”（貫、串），緡是最高的計算單位。本世紀（十一）兩個條約所載，白銀已成為主要貨幣，“兩”已成為最高計算單位。這種改變，一直使用九○○年。到二十世紀初葉，才再改為以“元”為最高計算單位。

宋帝國向遼帝國進貢，顯然大失面子。但是，兩國對抗，最好能把敵人消滅；如果不能，那麼就只有忍氣吞聲跟它做朋友。長期的纏鬥不休，再強大的國家都會因精疲力盡而瓦解。以當時形勢，和解實是最明智的決策。這是一次長時間的和解。從○○年代一○○四年起，到下世紀（十二）—一二二年為止，凡一百一十九年。自八世紀中葉安史兵變，使沉淪在混戰中二百餘年的黃河以北大平原上的中國人民，初次得到安定。

一一九年長期和平中，並不是沒有爭執。爭執經常發生，但都由談判解決。最大的一次爭執發生於四十年後的四十年代一○四二年，遼帝國再度提出關南地區的要求。那時宋帝國正被新獨立的西夏帝國連連擊敗，結果增加每年進貢數量，共銀幣二十萬兩，綢緞三十萬匹。

二 宋帝國立國精神——苟且偷安

任何新興的政權，初起的時候，都會有一段時間具有相當強大戰鬥力。只宋帝國不然，它一開始就高度疲憊。同樣是中國人，在唐王朝黃金時代，生龍活虎使山河動搖。可是一進入宋王朝，卻成了病夫，不堪一擊。

趙匡胤是後周皇帝郭榮的親信，被認為絕對不會叛變的將領，然而他終於叛變。他自己的故事使他警覺到部下的所謂忠心，並不可靠。要想根絕叛變，不能單純的寄託在部下的忠心上，唯一的辦法是不要為別人累積叛變的資本。所以他定下原則：不讓大臣有權，萬不得已時，也不讓大臣有權過久。假如有權的人所掌握的權都只是暫時性的，就無法作大規模行動。這可從下列的宋王朝中央政府組織形態上，觀察出來：

這個表只列出中樞三個機構，另外“尚書省”、“門下省”、“九寺”，跟唐政府組織一樣，仍然存在，不過都屬於輔樞，地位並不重要。中樞三機構並不總隸於宰相，而是分隸於皇帝。宰相只在理論上統攝全域性，但除非奉有特別命令，否則他不能過問樞密院（軍事）或三司使司（財政）的事。這是預防政治領袖跟軍事領袖或財政領袖結合的重要措施。

不但如此，政府各單位首長，跟他所主持的單位又完全不發生關連。像中書令，名義上是中書省的首長，事實上中書令只是一個高階官銜，他只能在自己家裡享受這個榮譽，不能去中書省行使他的首長職權。去中書省行使首長職權的人，即中書省的實際首長，則由尚書省副首長（右僕射）（尚書省首長尚書令，同樣也不能行使他的首長職權），兼任中書省副首長（侍郎），然後再代理中書省首長（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判省事）。這太複雜了，我們姑且用現代機構，作一比喻。猶如教育部長並不能過問教育部的事，而由商業部副部長兼任教育部副部長，此一兼任的副部長，再代理教育部部長，才是真正的教育部部長。

地方政府的情況，完全相同，各州不設正式州長（刺史·州牧），所有州長都是臨時性的，稱之為“知州事”或“判某州”，他們的本職都在中央，州長不過暫時兼任或暫時代理。即令他不是中央官員，有時也故意加上中央官員的官銜，表示地方職務只是暫兼暫代，隨時都會被調走。

於是，宋政府所有機關和所有官員，好像是七拼八湊走江湖的雜耍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