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件是，南齊第二任皇帝蕭賾最寵信的大臣紀僧真，向蕭賾請求：“我的出身不過本縣武官，請陛下准許我當士大夫。”蕭賾說：“這事由江（學攴）作主，求我沒有用，你可去找他。”江（學攴）是司法部部長（都官尚書），紀僧真前去拜訪，剛要坐下，江（學攴）立刻命僕人把自己的座位搬開。紀僧真向蕭賾訴屈，蕭賾說：“士大夫不是皇帝可以委派的。”

——事實上恰恰相反，士大夫正是皇帝委派的結果，像王球、江（學攴）之流的門弟世家，兩代下來不給官做，身份地位便全化為烏有。

再一件是，路太后的侄兒路瓊之，拜訪中書今（宰相級）王僧達。路瓊之的父親曾經當過王家的侍衛，所以他不僅是庶姓門第，而且還是僕人門第。王僧達並不因他是大臣，姑母又是皇太后而尊重他。在路瓊之告辭後，王僧達命人把路瓊之坐過的小板凳扔掉，以表示他的輕蔑。不過這一次端架子的結果不太理想，路太后的反應很激烈，吩咐她兒子劉駿把王僧達逮捕絞死。

士大夫是一種世襲的沒有封爵的貴族，北魏帝國元宏所恢復的制度，即以南朝現行制度為藍圖，比著葫蘆畫起來大瓢。這種貴族唯一的職業是做官，以門第和世家的高低，確定官職或能力的高低。南宋帝國時，甲姓門第的子弟，二十歲成年後第一次任職，就要當中央政府科長級官員（秘書郎）。這種情形自然產生一種結果，即他們十分珍惜自己的門第和世家。他們固然高立於廣大的平民庶姓之上，同時也旁立於政府和國家之外。是一個只享權力，既沒有義務，也沒有道德責任的純勢利的寄生集團。平時他們不繳納任何賦稅，戰時他們不服任何兵役或勞役，而只站在勝利者的一邊，幫助維持安定局面，並從而做官，用政治力量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

士大夫不但輕視平民庶姓，而且還數典忘祖的輕視君主、政府、國家。君主被殺被逐，以及改朝換代，無論晉帝國也好，南宋帝國也好，南齊帝國也好，或其他任何政權，興亡盛衰，都漠不關心，而只關心自己的門第世家。所以士大夫從不忠於任何君主或任何政府，更不忠於國家。因為任何效忠都有導致犧牲的危險，他們不需要效忠，照樣可以掌握權柄，所以他們只忠於自己的門第世家就夠了，因為門第世家就是自己的政治權勢、社會地位，和經濟財富的能源。

九 佛道二教的發展

佛道二教於紀元後第二世紀在中國萌芽時，出於一種法術符咒方式。佛教最初傳人，力量微弱，所以一直依附在道教之下，好像是道教的一個支派。這種情形延續二百餘年，雖然得到很多人信仰，但它沒有經典的基礎。上世紀（四）高僧竺佛圖澄，受到後趙帝國暴君石虎的最大尊敬，對佛教的推廣，有很大貢獻，但他所以獲得尊敬，完全靠他的神蹟。

任何時代，苦難中的人民，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對暴政反抗，一是借宗教信仰，尋求未來的幸福。自從二世紀黃巾農民大暴動以來，中國境內從沒有停止過戰爭。從事戰爭的人投入戰爭，沒有從事戰爭的人，如婦女兒童和老年人，大多數都投入宗教，希望神靈能踢給在戰場上作戰的孩子們和在家的家人們平安。因為信佛的人太多，以致石虎一度考慮下令只准皇帝和貴族信佛，平民不準信佛。

本世紀（五）第四年（四○三），龜茲王國（新疆庫車）高僧鳩摩羅什，抵達後秦帝國首都長安，後秦國王姚興尊奉他為國師。之後的十三年中，他把後秦帝國化成一個佛教帝國，人民十分之九都成了佛教徒。對佛的崇拜雖不能拯救帝國的滅亡，但鳩摩羅什翻譯的佛經，有三十部之多。在此之前，雖然也有譯經，都屬殘篇，到鳩摩羅什才正式完成佛經的體系，使佛教呈現出它的莊嚴面目。

道教產生早於佛教傳人，可是到本世紀（五）二十年代，名道士寇謙之才建立起來正式結構。北魏帝國皇帝拓拔燾、宰相崔浩，都是虔誠的道教徒。因之北魏帝國遂成為一個道教帝國，皇帝登極時，都採用道教儀式，由道士祝福。佛教在中國從沒有達到過這種頂峰。

信仰都具有排他性，佛道二教必然的要發生衝突。本世紀（五）四四六年，正是杏城（陝西黃陵）民變的次年，拓拔燾駐軍長安，在佛寺中發現武器。這是一個很好的藉口，他立刻指控佛教徒跟杏城變民領袖蓋吳，共同謀反，下令全國（這時他已統一了北中國），焚燬所有的廟院。和尚尼姑，不論老少，一律處斬。這場屠殺，是佛教史上著名的“三武之禍”的一禍（拓拔燾號稱太武皇帝）。不過拓拔燾的孫兒拓拔氵壑卻信奉佛教，四五二年即位後，佛教即行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