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王振主張親征。他把戰爭看成兒戲，認為權力的魔杖可以抵擋一切。詔書頒下後的第二天，朱祁鎮即行出發，因倉促間沒有準備，半途上軍士已有人餓死，到了大同（山西大同）後，王振還要北進，可是派出去的幾個兵團，先後潰敗，軍心大亂。鎮守大同的宦官也提出警告，不但不可再北進，連大同都危在旦夕，王振不得已，始下令回京。走到距居庸關（北京昌平）四十公里的土木堡時，瓦拉追兵已至。國防部長（兵部尚書）鄺野請急速入關，但運送王振所搜刮的金銀財寶的車隊，還沒有趕到，他堅持等候。鄺野堅持迅速撤退，王振詭罵說：“軍國大事，你懂甚麼？”把鄺野逐出營帳。既而瓦拉騎兵合圍，大呼：“投降免死。”王振這時才發現他的權力魔杖失靈，禁衛軍官樊忠悲憤交加，用鐵錘把王振擊殺。但仍擋不住全軍覆沒，樊忠戰死，朱祁鎮被瓦拉生擒。

土木堡訊息傳到北京，明政府大亂。有人主張把沿邊軍隊全部撤回保衛首都，有人主張遷都南京。高階官員的眷屬和富商，紛紛逃走。幸而朱祁鎮的弟弟朱祁鈺是一個英明親王（明王朝二十任皇帝中，唯一傑出的君主），他採取斷然措施，自己坐上寶座，用以堵塞瓦拉的勒索。又任命于謙當國防部長（兵部尚書），積極整頓已腐爛透了的武裝部隊，重新整理政治，全國轉呈新興氣象。

一件利器握在力量不足的人手中，不但不能發揮威力，反而是一個負擔。也先把朱祁鎮活捉，高興了一陣之後，簡直不知道如何運用和如何處置才好。不過挾持著他沿邊攻擊，勒索一點財物。但後來直抵北京城下，被于謙擊敗，就改變主意，於土木之役的明年（一四五一），跟中國和解，接受鉅額贖金，把朱祁鎮釋放。

也先接著把蒙古大汗脫脫不花殺掉，而且稱蒙古大汗，沉湎在從中國得來的女色和美酒之中。一四五四年，被部將阿拉刺死。蒙古諸部落乘機反攻，瓦拉部落崩潰，向西星散逃走，退出中國歷史舞臺。直到二百年後的十七世紀，才以分裂的“四衛拉特”局面，再跟中國接觸，而終於被中國征服。

朱祁鎮在瓦拉手中時，曾向前往探望他的明政府使節教育部副部長（禮部侍郎）李實，痛哭流涕說：“也先有意送我回去，請你轉告政府，我回去後，只求作一個平民，便心滿意足。”李實問他為什麼那樣寵信王振，朱祁鎮說：“王振沒有死時，從沒有人指摘他不對，如今人人都把罪過推到我頭上。”然而，這只是賭徒失敗後乞求同情的話，他內心的想法並不如此。朱祁鎮被贖回之後，對他弟弟朱祁鈺沒有馬上把寶座還給他，大大不滿。他積極地謀求復辟，一些野心家也準備把賭注下在他身上。

從這個觀點，研究十二世紀宋王朝南遷後的局勢，可以發現，趙構拒絕他哥哥趙桓回國，有充分的理由。沒有人能保證趙桓回國後不像朱祁鎮一樣，發動政變。這是專制政體的另一個死結，無法解開。

一四五七年，朱祁鈺病危，沒有兒子，舉朝感到將發生繼承問題。宦官曹吉祥和監察部副部長（副都御史）徐有貞，集結私人部隊和家丁，擁立朱祁鎮。於黎明時分，奪取宮門，升殿復位。等到早朝，全體文武官員才發現坐在金鑾殿上的已不是弟弟朱祁鈺，而是故主朱祁鎮。朱祁鈺在病榻上聽到訊息，一驚而逝。

朱祁鎮在這場戲劇化的政變中，擔任使人失笑的急吼吼角色，因為他即令坐著不動，朱祁鈺死後，既沒有兒子，帝位仍會轉到他。大概他自己也發現這種情況，為了表示他的奪位有其必要，所以指控于謙和宰相（大學士）王文，陰謀迎立外藩——迎立遠在襄陽（湖北襄樊）的朱厚囗親王的兒子入承大統，把于謙、王文二人途下詔獄。可是逮捕之後，專用來召喚親王人京的金牌，立即被發現仍在皇太后宮中，證明根本沒有此事。而自土木之變後，于謙獨力支援危局，成為全國所敬仰的民族英雄，所以很多人申訴營救。但徐有貞跟于謙有私人恩怨，他提醒朱祁鎮說：“不殺于謙，我們所作的事便名不正，言不順。”最高審判法庭（三法司）只好加上“意圖”二字，定二人的罪名為“意圖迎立藩王”，判決死刑。王文仍據理分辯，于謙嘆息說：“這不是法律問題，也不是法庭問題，千言萬語，又有何用。”二人同被處斬，家產抄沒。

——這是自十二世紀岳飛死後，第二位名將死於冤獄，相距三百年。于謙行刑之日，北京天氣驟變陰霾，街巷到處聽到哭泣。民間傳說，于謙是岳飛轉生，再來世上，為國家抵抗北方蠻族。

朱祁鎮並沒有在他所受的災難中，接受任何教訓，他的智力商數不允許他如此。他復位後竟然仍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