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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居正是明王朝所有宰相中，唯一的敢負責任而又有遠大眼光和政治魄力的一位，不以自己的榮華富貴為滿足，他雄心勃勃，企圖對政府的腐敗作一改革。但他沒有公孫鞅當時的背景和王安石所具有的道德聲望，更沒有觸及到社會經濟以及政治制度不合理的核心，他不過像一個只鋸箭桿的外科醫生一樣，只對外在的已廢弛了的紀律，加以整飭。

主要的措施在於加強行政效率，下級官員必須對中央命令徹底執行，不能敷衍了事。張居正屢次調查戶口、測量耕田、整理賦稅，使負擔過多的窮人減少負擔，使逃稅的“鄉紳”納稅。又大舉裁減不必要的官員，縮小若干機關的編制。最有成績的是，張居正任用水利專家潘季馴治理黃河，任用抗倭名將戚繼光守禦北方邊疆。

當戚繼光調任薊遼兵團司令官（薊遼總兵）時，准許他率領一手訓練的擊敗倭寇的浙江部隊。到任後的某一天，舉行閱兵，忽然大雨傾盆，邊防軍竟一鬨而散，只有浙江部隊因沒有得到解散命令，仍在大雨中屹立不動，邊防軍大吃一驚，從此他們才知道什麼是軍紀軍令。這件事說明邊防軍的腐敗（現在我們可以瞭解萬里長城所以抵擋不住俺答的原因了）和張居正所以進行改革的必要。

然而，我們一再提醒，儒家思想下的中國傳統政治，是反對任何改革的。尤其是本世紀（十六），正是大黑暗時代，對改革的反對當然更加強烈。張居正所作的這種外科醫生的手術，嚴格地說還談不到改革（更談不到高一級的變法了），只不過稍為認真辦事而已。但他所遭到的反對，卻同樣可怕。一是喪失既得利益者的反對，如被裁減的人員，被增加田賦的“鄉紳”和一部分不能作威作福的宦官。另一是習慣性的反對，儒書上“利不十，不變法”，已成為阻止改革的藉口。不幸的是，張居正又因為父親亡故的守喪問題，觸犯了儒家的禮教。

張居正的父親於一五七七年逝世，依照儒家禮教的規定，作兒子的必須辭去官職，回到故鄉守喪三年。只有皇帝才有權下令徵召守喪中的兒子繼續供職。皇帝朱翊鈞倒是下令徵召張居正的，但仍然引起政府若干官員的喧譁，一種是衛道之士，他們認為縱然有皇帝的徵召，但儒家正統思想不能違犯，不守父母三年之喪，跟禽獸沒有兩樣。另一種是銳進之士，希望張居正馬上退出政治舞臺，即令是短期的也好，以便自己擢升。這場爭執雖沒有大禮議事件那麼死傷狼藉，但也熱鬧了一陣。使張居正的仇人佈滿天下。

張居正當權十一年，在一五八二年病死。朱翊鈞已二十歲，蛇蠍性格隨著他年齡的成長而大量顯露，他恨透了在他幼年時對他生活管教過嚴的宦官馮保和在他幼年時對他讀書要求過嚴的張居正。

朱詡鈞十歲時，就經常拷打身邊的宦官和宮女，把這些可憐無助的人拷打到死。馮保向李太后報告，李太后就責罵朱翊鈞，有時候還揍他。有一次李太后暗示他如果不停止兇暴，可能有被罷黜的後果。至於張居正，他兼任皇家教師，往往在朱翊鈞早睡正甜時，強迫他起床讀書。在他讀錯字時，又聲色俱厲地糾正他。

朱翊鈞在張居正死後親政，立即向他們採取報復行動，任命馮保的死敵張減當司禮太監，把馮保放逐到故都南京。接著宣佈張居正的罪狀，下令抄沒他的家產。張居正是荊州（湖北江陵）人。地方官員在諂媚奉承宰相之家十餘年後，為了表示對新當權派的忠貞和對“罪犯”的深惡痛絕，還沒有得到正式命令，一聽到風聲，就派兵把張居正家團團圍住，門戶加鎖，禁止出入。等中央查抄大員張誠到達時，已有十餘人活活餓死。

張居正的失敗是註定的，當時的社會背景絕不允許他成功。他失敗後，十年的改革成果，逐漸化為烏有。一切恢復原狀，黃河照舊氾濫，戚繼光被逐，邊防軍腐敗如故，守舊計程車大夫、鄉紳、宦官，一個個額手稱慶。

八 第一次保衛朝鮮

張居正死後不久，日本大舉侵略朝鮮王國，中國第一次武裝援助朝鮮。

朝鮮王國和安南王國，是中國南北兩個最忠實的藩屬，他們除了有一位國王和使用一種跟中國大同小異的文字外，事實上可以說是中國的一省。中國是他們的保護者和宗主國，但從不過問他們的內政。

日本帝國在本世紀（十六）有一位巨人崛起，他就是平民出身的大將豐臣秀吉。他統一了全國，擔任國家最高執政官（關白），天皇便成為一個虛名。豐臣秀吉在國內建立了不朽的功業後，日本三島已不能容納他的野心，他決定征服朝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