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臨前的心理支撐，所以當她看到只有牛翠柏站在她一起時，她那傷心的淚水已預示著這個家庭將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潰。楊春光在自己的計劃完成之後，為掩飾陰謀被揭露的尷尬，用一場滑稽的追悼會（實則是一個慶祝會）來安慰內心的道德譴責，周時也修飾了他作為當代知識分子形象應有的責任與義務，嘲諷的力量不言而喻。金大印在卑微的生活裡過了半輩子，他接受的是被人忽略、沒有愛與關懷的生存現實，他僅有的生活樂趣就是抓抓小偷，聽小偷叫他幾聲爸爸。但這並沒有影響他對理想人生的嚮往與追求，所以當一封讀者來信進入他的視野，他便從一種人生價值被肯定的契機中開始了對不平凡生活的打探。所以馬豔的三封信在把他推向一種全新生活時，也向我們剖開了更深一層的人性：人的崇高行為與庸常人性永遠交織在一起。作為質樸的勞動者，金大印不可能用“英雄”的桂冠稀釋掉內在的頑劣。“英雄”只是作者敲開金大印內在人格的一個道具，或者說給金大印的一生塗上了一層幽默的光亮。最具有深刻意義的還在於有關牛紅梅參加按摩培訓中心的描述，透過反義詞的教學與訓練，把現實的存在與心靈的存在、虛偽的表象與赤裸的內心、理性秩序與本能要求表達得淋漓盡致，其反諷物慾現實的審美目標非常明確，同時又帶著深刻的隱喻功能。

同時，從更廣泛的生存背影上，這種敘事還顛覆了我們歷來所仰仗的兩種思維方式：

一是邏輯，二是道德。從邏輯出發，我們習慣於在事物中尋找因果聯絡，而對在因果性之外的廣闊現實視而不見；從道德出發，我們習慣於對人和事做善惡的判斷，而對在善惡彼岸的真實生活懵然無知。（關於此點，請參閱週四平（小說的智慧），載於《天涯》1997年6月）這種思維方式極大地籍制了作家藝術的能動再創造，也使許多小說無法擺脫現實的拘囿而走向平面化和平庸化。東西聰明就聰明在他敢於挑戰這種模式，突破邏輯的制約，在不可能的地方開闢藝術的可能性，使人物在一些似真非真、又像又不像的地方凸現自己的靈魂，剖示自已的人性本質，同時也使敘述獲得了藝術特有的靈性。尤其是小說中大量關於“文革”語錄的襲用，儘管失去了社會土壤的滋生，顯得滑稽而玩世不恭，但它同樣證明了歷史記憶對人性的潛在規約，反諷和批判的鋒芒是顯而易見的。

至於道德，這個令人生畏的社會學語彙，在《耳光響亮》中無疑被暫時地懸置起來。因為在東西看來，無論是牛青松打金大印，還是叫寧門牙強暴自己的姐姐；也無論是楊春光不愛牛紅梅，牛翠柏出賣姐姐，都不能用簡單的道德來進行評判。尤其是最後有關牛紅梅與金大印結婚的那份合同書，不僅把婚姻與責任、條件、交易統統組構在一起，也把苦難、無奈與希望纏繞在一起，遠不是道德所能註解的。生存的苦難和人性的悲劇，一旦納入道德的律令中就顯得非常單純，而實質上，生命的不朽與繁複遠遠在於道德之外。所以，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如果對《耳光響亮》中的人物進行好壞的判析，不僅沒有意義，也曲解了小說本身。

不應該忘記的還有語言。這是東西作為一個頗具潛力的作家所擁有的豐厚資產，也是我們看到《耳光響亮》後覺得異常鮮美的另一個關鍵所在。遍佈在這部小說中的，除了東西極為姻熟的詼諧與反諷之外，還有他對敘述準確性的刻意追求，對小說作為語言藝術的詩性品質的逼近，對小說審美資訊的另一種可能性的開發和探索。這從小說的開頭就可以看出。在敘述的一開始，作者就讓牛翠柏以倒著行走的方式拋開記憶敘事慣用的“多少年之後，當我回想起某年某月”之類的腔調，讓故事跟著敘述者以行動而不是想象的方式進入歷史。這裡，敘述者用他“在場”的身份表明了故事將與他有關，與他的眼光、心靈、人生際遇密不可分。這種敘述實際上為小說的故事構架做了一個精心的設定，也為話語的擇用確定了某種基調。

當然，更為重要的還是作者對小說內部細節的準確把握，那種藝術的靈動性和表達的生動性確實是非一般作家所能比擬，此處我們不妨略舉一例。第二章中，牛翠柏拿著姐姐的照片去找楊春光時。為了試探楊春光對牛紅梅的興趣，他巧妙地運用“比美法”，讓楊拿出得意的女孩照片同他手中姐姐的照片比較，由此觀察楊的心裡反應。楊春光是個中學教師，他的手中珍藏著不少自認為得意的女孩佳照，當他看到牛翠柏姐姐的玉照時會是什麼感受？這不僅影響到牛翠柏自作聰明的行動能否實現，還涉及到對牛紅梅整個形象的審美評價，甚至對牛紅梅命運發展的新轉折也有重要的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