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產到戶，搞得很好，全家起早摸黑都下地了”；還說“不能把包產到戶說成是單幹。”但是他用不了多久就什麼也說不了了，因為他被解除了農村工作部部長之職，罪名是專“刮單幹風”的“資產階級農業專家”。

照過去方針辦（25）

那時的中央書記處對經濟的事情是不能沉默的。鄧小平就是在這個時候提出了他的著名的“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看來鄧小平打算用一種更加超然的態度對待眼前這場爭論。他解釋說：“生產關係究竟以什麼形式為最好，恐怕要採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採取哪種形式，就應該採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他還說了一些外圓內方的話。比如說“贊成研究一下包產到戶”，“群眾的要求總有道理”，“新生事物，可以實驗”，等等。他明裡不說他的傾向，但這些話讓人一望而知他是包產到戶的支持者，可是卻又打他不中。（鄧小平：《怎樣恢復農業生產》，《鄧小平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323頁。）

劉少奇的情況有一點複雜。他在這兩年裡擔負著權力機構中的主要角色。在他執政期間，他先是縱容包產到戶的實際進展，接著又慫恿田家英向毛澤東去進言，他甚至還曾明確表示“使包產到戶合法起來”。這些來自最高領導核心的方針導向，無疑正在構成對人民公社制度的威脅。但是，劉少奇的這一立場，實際上只保留到這一年的7月18日。依據官方文書記載，這一天他對一批即將到鄉下的幹部發表演說，嚴厲地批評“包產到戶”，還說這證明從中央到基層都有幹部“對集體經濟的信念有所喪失”。又過了三個星期，他進一步檢討自己的錯誤是對農村的困難“估計過分了”。這些情節後來無論在反對他還是同情他的人中均被忽視，其實劉少奇的進退轉圜在權力中樞至為典型。以當日國家的危機情形而論，黨的高階官員需要用明確而堅定的務實立場來處理國家大政，否則就不僅是農民進一步的大批死亡，還會危及整個黨的生存。當然這隻能維持在一定限度。事態的進展逾越限度，就得以變通來代替原則。這中間的原則與變通，智慧和愚蠢，都有著恰如其分的理由。

應當說，直到此前的兩年，毛澤東一直都很溫和。據他身邊的人回憶，他對包產到戶的爭論一度不置可否，甚至表示“可以在小範圍裡實驗”。可是，人民公社畢竟是他的心血結晶，上下左右聯合起來加以攻擊，就令他再也不能容忍。

整個8月，政治局會議上一片緊張氣氛。毛澤東不斷地講話，不斷地質問他的同事，不斷地打斷人家的話。語氣中充滿應戰和挑戰的尖刻與激昂，真是怒火中燒。他指出單幹之風越到上層就颳得越大：“一搞包產到戶，一搞單幹，半年時間就看出農村階級分化很厲害。有的人很窮，沒法生活。有賣地的，有買地的，有放高利貸的，有娶小老婆的。”但是假如僅僅是鄉下的混亂，還不至於讓他這樣惱火。問題是“這股風從何而來？”他自問自答：來自黨內。他認為黨內有相當數量的小資產階級，包括貧農、下中農、富裕中農、地主，還有知識分子和城市資產階級的子弟，還有人出身封建官僚。“黨內有些人變壞了，貪汙腐化，討小老婆，搞單幹，招牌還是共產黨，而且是支部書記。這些熱鬧很明顯，把群眾當奴隸。”他的同事聽到這些，就有點不知所措了。但是毛澤東還沒有完。他厲聲道：“思想混亂，喪失前途，喪失信心。只講黑暗，不講光明，已經有兩年了。”這一番話更說得眾人悶聲不語。又過了三天，毛澤東接著這個話題，只不過怒火更甚：“你壓了我幾年了嘛！你們黑暗講了幾年了嘛！越講越沒有前途了。說集體沒有優越性了，這不是壓我？”當日在場的薄一波回憶說，從這以後，政治局裡就成了“一邊倒”的局面，所有人都變成“單幹風”的堅決反對者。那個夏天可真是政治成果的豐收季節，很多東西是共產黨歷史上之首創。比如資本主義傾向說，資產階級復辟說，反對翻案說，前途光明說，階級鬥爭再搞一萬年，以及黨內會出修正主義，兒子不出，孫子出……毛澤東大獲全勝，他再一次迫使他的同事紛紛檢討，接著一起舉手同意他的方針。

60年代初期風行鄉村一億農民中間的包產到戶，終於再度淪為非法。一場批判運動由此發動起來，據說受到牽連者多至四百萬人。“浙江三傑”自然首當其衝。馮志來由武裝警察押解回鄉，在監督之下勞動改造，終日沉默寡言，卻身懷一百粒安眠藥片，晝夜不離，隨時準備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