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這時候，城裡人在辯論真理，但農民的真理就是如何把糧食種下去。結果“包產到戶”便一發而不可收。每家分得一塊田，自種自管，來年收穫季節算賬，多收多得，少收少得。總計一千零六個生產隊中，有七百七十七個如此分散開來，餘者為人民公社陣營中的立場堅定者。這樣一來，在分散了的那些土地上，莊稼不僅全都種下，而且後來還長得挺好。可是在人民公社堡壘裡面的那些土地上，要麼是把莊稼種下去了卻長不出來，要麼是根本就沒有種。到了秋季，這個地方已經有八萬農民公開要求“包產到戶”。如此大規模的行動居然完全被隔絕起來，不為北京所知，這件事情可以證明，黨的中央政府的力量雖然龐大而堅實，但在成千上萬的農民中間仍然難以解決鞭長莫及的問題。直到幾年以後，國務院裡一位研究農村改革的專家陸學藝考證說，山南是實行“包產到戶”最早的地方。就時間看，它的確早於小崗，不過，由制度的演變來看，山南的“包產到戶”卻不如小崗來得徹底。它使得社員的勞動與其收穫的多寡有可能更緊地聯絡在一起，但並不排除生產隊掌握最終分配產品的權力。也就是說，社員仍須將自己的全部所得交給生產隊，再由隊長根據其數量的多少，取出相應的部分給與社員。小崗則是把分配的權力也交由社員掌握，農民只要按照規定交足了集體的部分，剩下的便全歸自己。小崗的社員說是“一年早知道”，也即後來人們所說的“包乾到戶”。這辦法顯然不僅僅具有更大的物質刺激作用，而且涉及到權利的分散。農民如果全都掌握了自己的勞動所得以至勞動本身，人民公社又該怎麼辦呢？

一步一回頭（1）

1978年12月13日：一個歷史性的日子——《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與“新六十條”在同一天透過——省委書記的迂迴戰術——中國的改革從改變人民公社制度入手

用今天的眼光來看，1978年的12月13日實為一個歷史性的日子。在我們國家的歷史上，具有這種價值的日子並不多。“兩個凡是”終於結束，這中間的含義當然不僅僅關乎某個人的沉浮，事實上它等於是結束了整整一個時代。從此，七十四歲的鄧小平終於可以開始自己的時代了。

這一天，鄧小平在中央工作全會上以一個長篇演講宣佈了他的時代的開始。現在他已被看作是真正的領袖。這種概念與權力的位置並無直接的關聯。鄧小平的職務仍然居華國鋒之下，公開排列出來的名次也還在葉劍英之後。他的領袖位置來源於他的思想和他本人的氣質。他深知我們龐大的國家有一個特點，一項政策是否有效，取決於它是否真正地贏得人心而不僅僅獲取人們嘴上的阿諛。而取得人心的最好辦法，就是給人民以真正的利益。

這種思想的萌生大約是在六十年代初期，此後兩度被貶以及三年流放的經歷，使鄧小平對這些問題的理解逐漸加深。有一段日子裡，他不僅失去了他的權力，而且失去了一些基本的物質保障。工資已經全部被取消，只按月發給可以維持他一人生命的費用。可是他還要贍養年邁的繼母，以及為他的更加貧困的兒子籌措來看望他的路費。人類對於物質的看法多少有一點忘恩負義，你擁有的物質越是充分就越是不把它當作一回事。只有當你真正捱餓的時候，才會懂得一口飯的珍貴。當日鄧小平團於贛南一隅，不得不自己開出一小塊土地，每日在地裡耕種蔬菜來彌補家用之不足，這樣的感受一定時時出現在他的心頭。本世紀三十年代，鄧小平在同一個省份裡也曾遭遇過艱難的歲月，這種艱難乃是由於蔣介石的攻擊造成的。那時候，他曾經主張紅軍建立自己的生產地位，不過，那是一個出自領導者頭腦的戰略考慮，全然不同於這種發自本能的切膚之痛。中國的老百姓自古將朝廷命官稱為“父母官”，一個具有責任感的官員，應該在自己任中使百姓在豐年得以足衣食，災年不至餓死道旁。總而言之，物質乃是治國的第一要旨。至於意識形態，例如政治運動之得失，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之利弊，毛澤東思想之功過，自然也很重要，但人只有吃飽了飯才會有工夫來討論這些。或者反過來說，如果這些是非之爭不能給人們以更多的物質利益，反而令人民越發貧窮，則意識形態的教義即使再崇高，領袖的思想即使再輝煌，仍不免是空中樓閣，終有傾覆的一天。

考慮到這些基本的道理，鄧小平為他的時代講出來的第一句話，就是“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後來，這句話演變成“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我國人所盡知。這一方針如果有可能更明白地加以解釋，也就是“經濟建設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