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看來具有某些官方色彩。其最初醞釀是在黨的政治局中，由葉劍英提議，而由胡耀邦全力推動。但是數百名與會者卻是形形色色。這些人滿懷豪情整整說了一個春天，直到4月3日才算完事。《光明日報》副總編輯馬沛文在十年後還掩飾不住心中的激動。他說“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我黨路線的大轉折；務虛會是理論上的大突破”，而且，他還找了一句培根的名言來歌頌這個春天的價值：“真理是時間的女兒，不是權威的女兒！”

他的激動乃是由於這些人對中國既成的理論體系發起了範圍更加廣大的衝擊。其矛頭之尖利，已由馬沛文所開出的一個長長的序列加以證實：

革命經常被濫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應該拋棄；

文化大革命是武化大破壞，沒有一點文化的味道；

毛澤東的錯誤千真萬確，批評毛澤東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

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是一條惡性發展的左傾路線；

必須廢除領袖終身制；

不是人民忠於領袖，而是領袖必須忠於人民；

指定接班人是一個歷史的倒退；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應當真正成為最高權力機關；

人治是“人存政舉，人亡政息”，靠不住；

取消黨委審批案件制度，法院只服從法律；

反對“協商最好”，應為民主選舉恢復名譽；

警惕封建復辟，“四人幫”不是復辟資本主義，而是復辟封建專制主義；

“建黨大綱”完全錯誤；

反右鬥爭是一大政治失誤；

不應有思想犯、言論犯、###；

應給劉少奇平反；

發揚民主不是恩賜；

經濟的問題，根子是國家所有制；

不應再給現代化貼什麼“主義”的標籤；

國家盲目的計劃，危害不下於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

愚昧無知的保密制度應當廢除；

破除理論工作中的奴才氣；

黨的領導人的見解也只是一家之言，可以反對；

反對理論惡霸；

……

會議後期，鄧小平發表一篇講話，此文後來錄於《鄧小平文選》，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即：

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

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這—講話震動了全中國，其影響之大，並不亞於“兩個凡是”的破產。對這些表述的譭譽均極為鮮明，從此各色人等為此嫌隙叢生，難以彌合。不過，那是今後的事了。但在當時有一件事非常令人奇怪，這些最優秀的政治家和理論家們，用了這麼多的時間，說了這麼多的事情，怎麼就沒有一個人提到農民的飢餓，以及農村裡的“包產到戶”呢？看來，當日這些人思想無論多麼解放，還是對鄉下的事情瞭解不夠，估計不足。

就在這時候，京城裡面聚集了另一群年輕的理論家。這些人均受過良好的教育，具有民主思想而無既得利益。但是當時這些人還只是一些民間的清談家，在他們所談論的種種宏圖大略中，有一個今天看來頗值回味：

我們的國家一定要有根本的政治變革，可是又從什麼地方開始做起呢？

——他們說，要從經濟體制的改革入手。

經濟體制的改革又當從何處做起？

——他們說，從改變計劃體制入手。

然而計劃體制龐大無比，又當從何處做起？

——他們說，從改變農產品的統購統銷做起。

統購統銷又當怎樣改變？

——他們說，從改變人民公社制度入手。

人民公社又怎樣改變呢？

——他們說，從農村裡面實際變革程序開始，也即推動“包產到戶”。

官方發動的解放思想的潮頭剛剛過去，民間理論家們的設計已令人驚訝地預示了我們的國家在未來十年所經歷的改革過程。不過，在1979年的這個春天，無論是官方的還是民間的理論家們，都還沒有足夠的智慧預見到下面一個事實：在已經開始的一年中，真正改變中國方向的事情不是文人的理論，而是農民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