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借自江南大營，此外還有林文察，是清朝臺灣的唯一將才。

借將以外，復有借勢。借勢者靠恃他省為屏障，因此皖南的軍餉，一直由浙江籌撥，年耗三十餘萬，而周天受門戶之見極深，浙江並未能獲得保護的實益。當洪楊初起時，各省都在練兵，惟有黃宗漢採取禦敵於境外的策略並不錯，且頗受文宗的獎許，但因此便缺乏如胡林翼所說的，“得力之將數人以折衝禦侮於其間。”實亦非始料所及。

至於彼此相仇，則說來最令人痛心，所謂“乖氣致戾”，只談一件事，就可想見：有個四川人，叫王道平，在杭州城內巡撫衙門前面的“梅花碑”擺測字攤，已經十幾年，忽然有人疑心他通匪，說已接受太平天國的偽號，就是王道平三個字翻過來，偽封為“平道王”。

這樣匪夷所思的事，居然有人相信，拿他捆送營務處，要求立即處決。官府當然要依律審問，搜查他的寓所，毫無佐證，而暴民鼓譟轅門，群聚不散，結果將王道平拉了出來，“臠割其肉立盡”，這股乖戾之氣，實在可驚亦復可憂。

乖戾之事，不一而足，愈到危急時愈甚，遠道風聞，只道浙江的局勢，是名副其實的“兵兇戰危”，避之為吉。

當然，認為浙江的局面不祥，僅是他省手握兵符的大帥不肯援浙的三個原因之一，此外兩個原因是：第一，自顧且不暇，如果捨己耘人，何異縱井相救，第二，何桂清失陷蘇常，影響大局不細，士論對何桂清十分不利，而王有齡是何的謀主，連帶予人以很不佳的印象，當然亦無法激起他人奮身援手的俠義心腸。

因此，儘管王有齡賞加頭品頂戴，聖眷甚隆，但他支撐浙江的局面，其中艱難困窘，怨謗叢集，幾次欲哭無淚之苦，實非局外人所能想像。最感棘手的，還是兵餉兩事。餉則竭澤而漁，先以協濟他省的，至此自給不足，先是積欠三四個月始能發給一個月，換句話只能照原額髮放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到了咸豐十一年春天，積欠三四個月竟只能發放半個月了。

因此，不但軍紀愈壞，擾民更甚，兵民相仇的程度更深，而且借來的客軍，紛紛求去——當然，討還援兵的省份，亦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如福建由於咸豐十年冬，武平、連城、長汀失守，第二年春天便不能不要求撤回閩勇。

閩勇由總兵曾玉明、副將惠壽所統帶，而實際上的主將是林文察。他是臺灣彰化人，字子明，咸豐八年助剿淡水土匪，捐餉助軍，做了武官，官銜是遊擊，留福建補用。咸豐十年，建寧、邵武及寧洋、永安間，有兩大股土匪騷擾，為林文察所破，因功擢升參將，賜號“巴圖魯”，巴圖魯必賞穿黃馬褂，但稱號不同，林文察此時的稱號叫做“固勇巴圖魯”。

林文察受命援浙，是在咸豐十年十二月初。當時太平軍由江西出浙江婺源，攻下常山，接著江山亦易手。林文察以孤軍受命收復江山，在失守後的第五天，與太平軍大戰於大溪灘，旗開得勝，連夜追擊，李世賢屯江山一帶的部隊有兩萬多人，傾巢而出，分三路抄襲。林文察所部只有二千人，分別迎戰，又大勝一仗，斬獲千餘，李世賢退回江山城內，自此日有接戰，互有勝負，形成膠著的形勢。

十二月廿五，林文察發動一次突襲，親自帶兵“踏營”，林文察的部隊，得力於火器精良，一時火光燭天，城內大震。

他在踏毀十幾座敵營以後，乘勝攻城。他一面身先士卒，登雲梯、攀城牆，一面設下埋伏。李世賢所部倉卒遇變驚惶失措，由西、北兩面遁走，為林文察預先埋伏的炮兵所轟擊，傷亡甚眾。江山縣城亦就在這一夜為林文察所收復。因此，擢升副將，晉號為“烏訥思齊巴圖魯”。

到了咸豐十一年二月間，閩浙總督慶端要求撤回閩勇，王有齡萬分不願，但其勢實不可留，因為名義上浙江歸閩浙總督管轄，而總督又有節制轄區軍務的全權，可以直接下令總兵曾玉明撤調人馬。

這一下，去了一萬多人；而且是頗能打仗的臺灣和漳州籍的部隊，浙江的防務大受影響，王有齡奏調在湘軍中不甚得意的的將領秦如虎、劉培元募勇來浙。但最盼望的卻是李元度，王有齡讓朱大器籌集了一筆現銀，間關送到軍前，而李元度一入江西境內，行軍甚慢。杭州城內天天傳說：“李道臺的兵快到了！”其實是地方大吏，為了安定人心，故意放的空氣。

其時除了杭州以外，上起嘉興，下至浙江與江西、安徽交界之處，都有太平軍的蹤跡。所幸者，錢塘江南岸的寧波、紹興兩府，完整無缺，但全省１５路軍需，亦不能盡靠寧紹。

此外湖州孤懸，而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