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生計，父母只能把她賣到青樓。董竹君當時只有十三歲，年齡太小，按照行規她只需賣唱，不必賣身。而如今，這個少女已經長大，出落成了俏麗動人的紅牌歌女，老鴇要依靠她的肉體去賺取更多的錢財。而不出賣身子和脫離火坑的唯一途徑就是嫁人，聰明伶俐的董竹君存下了一份心思，開始在客人裡挑選能夠託付終身的物件。青年豪傑夏之時正是在這個時刻走進了她的視線，使她感到異樣的溫暖。面對著這個身材高大、英俊豪放的革命志士，董竹君情竇初開，心裡滿滿的都是愛的幻想。

不久，袁世凱以三萬大洋懸賞夏之時的人頭，他只能藏身於日本租界的旅館。董竹君冒著危險前去看他，夏之時在生命朝不保夕的時刻也十分渴望來自女人的關愛。1914年春末的一個深夜，董竹君從堂子裡逃出，投入了夏之時的懷抱。

幾天後，董竹君與夏之時就踏上了去往日本的旅途。在日本，董竹君生下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還在家讀完了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全部課程。這六年是他們婚姻當中最美滿最甜蜜的六年。夏之時在那時候從事推翻袁世凱的工作，董竹君就利用這個機會讀書。董竹君真正的文化素養，還有後來她很多開明的思想，應該說源自在日本讀書的這六年。

因夏之時父親病危，董竹君不得不與丈夫一同回國。而此時的國內，到處是軍閥火併的混亂局面。不久，董竹君又獨自帶著女兒，由重慶回到了四川合江夏之時的老家，從此捲入了舊式大家族的複雜生活。

由於董竹君低賤的青樓出身，夏之時的家人起初對她冷眼相待，幸虧她早有準備，預先購買了大批洋貨作為禮物，分送全家上下，這才換來了一些笑臉。此後，董竹君憑著自己治家的才幹逐漸爭得了尊嚴與地位，夏家為此決定重辦婚禮，以確立她的合法地位。在一個精心選擇的日子，夏家張燈結綵、殺雞宰羊，董竹君帶著大女兒與夏之時行了結婚大禮。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戴季陶：喜歡喊“殺殺殺”的政客（8）

1919年，夏家遷居成都。這時的夏之時突然被解除軍權，意志的消沉使他逐漸由一個革命者轉變為守舊的鄉紳。這個辛亥革命的老將不僅對董竹君連生四個女兒非常生氣，還對董竹君熱心社會事業深感不滿。老實說，董竹君那個時候很能幹、很多見識，在社會上人們對董竹君的讚揚比他多，而夏之時不希望自己的妻子比自己更能幹。董竹君容忍了這一切，一方面她希望丈夫能夠恢復當年那種革命青年的朝氣，另一方面她也懷著一種深深的感恩感德，畢竟是夏之時把她從火坑裡拉出來，給了她一個重生的機會。

然而，夏之時開始以搓麻將和抽鴉片度日。後來，董竹君雖然生下一個男孩，但夏之時重男輕女，不允許四個女兒讀書。一次為了一點小事，他竟然掏出手槍來威脅董竹君，董竹君傷心絕望。這樣的侮辱漸漸成了家常便飯，夏家的空氣越來越令人窒息。

據董竹君回憶說：“戴季陶也跟夏之時談過，他說你對你的老婆不可這樣子的，將來你的老婆就要跑掉的。他（夏之時）不相信。他（戴季陶）說你們兩個人的思想呀，背道而馳了。”

1929年，為了改變生活現狀，董竹君毅然放棄了華貴和富裕，帶著四個女兒回到上海。

離婚後的董竹君帶著四個孩子苦度歲月，生活的艱辛有時到了令人絕望的地步。1930年春末，董竹君向朋友借錢創辦了群益紗管廠，眼看事業慢慢紅火起來，不料廠房卻被日軍飛機炸為一片廢墟。

不屈不撓的董竹君經過一番策劃再次籌集資金，於1935年3月創辦錦江川菜館　（即現在享譽全國的錦江飯店前身），成為女權運動的典範人物。戴季陶曾力勸董竹君加入國民黨，都遭她婉言拒絕，反以女老闆身份為中國共產黨做了大量工作。1945年，鄧穎超登門鼓勵和交待革命工作後，她更加積極參加共產黨的地下工作，送一批青年去蘇北解放區參軍；虎口救出革命同志，租房掩護革命工作。她創辦永興印刷所、協森印刷局，不顧個人安危，秘密印刷革命傳單、《解放》雜誌、《告上海市市民書》等。1946年，上海發電廠發生“索夫團”事件，董竹君利用與戴季陶及國民黨上層人物的關係，為共產黨搞“特別通行證”及“記者證”，多次營救革命同志脫險。

1997年12月，董竹君在北京安然逝世，享年九十八歲。

在1924年戴季陶與孩子們於四川成都將軍街的夏公館前合影中，後排左為楊吉甫博士大女兒楊毓琳、右為夏國瓊、中為戴季陶，前排左為夏國秀、中為夏（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