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207］。天啟時，魏忠賢操持權柄，操練的宦官大大增加，達萬人之多，“衷甲出入，恣為威虐”［208］。直到崇禎皇帝上臺後，才將內操解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崇禎十七年（1644）春天，李自成的農民軍長驅直入，進攻北京時，明廷竟讓宦官與士卒一起守城。守城宦官發牢騷說：滿朝文武大臣幹什麼去了？當年廢除內操，我們連盔甲、武器都沒有，怎麼打仗［209］？其實，給他們再好的裝備，也無濟於事。早在萬曆時，刑部主事董基就指出，這些人“安居美食，筋力柔靡”，“皆無當實用。設遇健卒勁騎，立見披靡”［210］。這真是一針見血之論。魏忠賢訓練的宦官武裝，還有個專門的名稱，叫淨軍，我們在第一章述及明代宦官概況時已經提到，這裡就不再重述。

四、明朝宦官與文化（1）

（一）　宦官對文化的破壞從總體上看，宦官是封建社會腐朽勢力的代表者，對於文化的發展起了阻礙甚至破壞的作用。為禍之烈，超過東漢、唐朝的明代宦官，當然更不會例外。他們的劣跡，有史可考者，至少可以指出以下幾點：

掠奪文物，破壞古蹟

1987年盛夏著者考察曾被魏忠賢破壞的“摩訶庵”，

現名“八里莊小學”。董迎建女士攝。宦官中的絕大多數，都是貪鄙之徒，有些人目不識丁，或僅識趙、錢、孫、李，卻附庸風雅，利用手中的特權，掠奪文物。例如，武宗時南京守備太監錢能，與太監王賜狼狽為奸，“皆好古物，收蓄甚多且奇”，事見本書《錢能傳》。價值連城的古物，錢能竟擁有若干櫃，非巧取豪奪，從何而來？有些宦官為了攘奪古物，甚至不惜羅織罪名，製造冤獄。例如，江南松江鄉間，有一隻白定爐，顧炎武、董含等相繼收藏、轉售，後歸程季白。他攜爐至京，每以居奇貨誇耀於人，魏忠賢風聞後，“遣人求之，不得，遂誣以謀逆，下獄身死”［211］。真乃冤哉枉也！正德四年（1509），南京太監石巖給自己造墓，缺大磚，竟拆毀附近的王安石墓，取其磚［212］。這是宦官破壞古蹟的一個罪證。又如成化、弘治間，在大寺山古廟遺址上挖出一塊古碑，“甚宏麗”，碑陰有本地經濟的記載。地方百姓先是設法將碑陰遮住，不讓人看見所鐫文字，後來還是將碑砸碎了。為什麼？因為碑陰上記載的“田畝財貨之繁，恐鎮守者因而生事”［213］，需索無端也。這是地方鎮守太監間接毀壞文物古蹟的事例。不過，最典型的例子，看來要算魏忠賢對摩訶庵的破壞。此庵是嘉靖二十五年（1546）提督五軍三千營軍務司設監太監趙政所建，在北京阜成門外八里莊，學士費宏撰記［214］。建庵的同時，趙政即在庵內預修了自己的墳墓，指望死後在大佛身邊沾點光，享受人間煙火，血食一方。此庵雖然規模不算宏大，但頗為潔靜，大殿前後松檜參天，花木爭榮；更妙的是“四隅各有高樓，疊石為之。登樓一望，川原如織，西山逼面而來，蒼翠秀爽之嘉靖時宦官趙政像色似欲與人衣袂接”［215］。但是，天啟時，有次魏忠賢路過此庵，“偶指樓曰：‘宜去之！’即日毀！自是，人相戒不過，僧日畏不測，漸逃死，庵則漸廢”［216］。一座好端端的可以登臨遠眺西山層巒疊嶂的古石樓，就這樣毀了！寺僧逃亡，人們不敢從庵前走過，此庵的衰敗也就可想而知。清朝初年，“摩訶庵石樓東南北三面尚存，獨缺其西一面。庵僧雲即魏忠賢所毀也。”［217］魏忠賢為什麼要毀掉石樓，使摩訶庵殘破不全？當然不會如劉侗所載，是什麼偶爾指樓，說“宜去之”。八里莊故老傳聞，此庵地形似龜，庵四角的樓臺儼然四隻龜足，實在是塊風水寶地。魏忠賢擔心這裡要出帝王將相，故不僅下令毀掉西面的樓臺，以示砍掉一隻龜足，還命令當即將山門的青石門坎打斷，以示斬了龜頭，使門坎遂碎成三截［218］。1987年盛夏，筆者約請一位文物工作者，冒著酷暑，去摩訶庵實地考察，此庵現名八里莊小學。300多年的滄桑歲月，主要是十年浩劫的嚴重破壞，庵內的文物大部分已蕩然無存，菴舍破舊，有的古松已枯死，令人感喟不已。但是，庵的東南北三角石樓基身仍在，南、北二面的石砌基身，更頗巍然，只有西面的石樓無遺蹟可尋。這就表明了史料記載和民間口碑是確鑿可信的，殘存的石樓成了魏忠賢破壞摩訶庵的鐵證。

宣揚避諱，禁用“天”字

我國古代的避諱由來已久，《左傳》中即有“周人以諱事神”的記載。但先秦時期，避諱的限制還比較寬，秦漢以後，隨著封建專制主義的不斷強化，避諱越來越嚴，不僅給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