層設計”，我曾提出一個疑問：中國教育制度從根本上就不是為公民社會設計的，只是為大機器生產標準件，不需要獨立思考。無論是官是民，都是同一教育生產線的產品。沒有堅實的“底層設計”，再好的“頂層設計”恐怕也是空中樓閣。

書中以不少篇幅談國外教育。例如，日本在明治維新時代，就實行全民義務教育；二戰後政府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頒佈《兒童福利法》，孤兒不問國籍，全部由政府收養，保證完成高中教育；日本的誠信教育，從家庭到學校、企業，貫穿於人的一生。作者感慨道：“一個把教育辦成這樣的國家，你如何去跟她競爭？”

作者認為，國與國差距的根本在於人，人的差距根本在於教育，教育在幼兒階段就出現的微小差別，會在未來無限放大，像手電筒的光一樣，照得越遠，散射越大，影響面越廣。國家的強大與否、國民的幸福與否根本不在制度，而是制定制度、遵守制度的芸芸眾生。人始終是一切變數中最大的要素。

有比較才有鑑別，書中也談及教育投入對比：2010年中國教育支出2159。9億元，平均每人不到200元；以色列人均教育支出近10000元人民幣，是中國的50倍。而中國每年維穩支出達到7000多億，是政府教育投入的2。5倍。

我的感慨是：維穩與教育投入的反差，昭示了制度設計上的本末倒置：底層設計越差，維護頂層穩定的成本就越高；頭重腳輕的體制，難免有傾覆之虞。

弱國無外交：強國有乎哉？

作為國際事務記者，作者對中國對外關係有較多的觀察。他談及建政之初外交部門有一批記者出身的官員，記者的經歷也大大幫助了外交事業。而今，外交越來越專業，和其他行業的交集也越來越少，外交和傳媒之間的互動也欠缺了許多。他直言外交工作中有“弱國心態”：“太在意別人的話，對外界的表揚心花怒放，對外界的批評心生鬱悶”。

我由此連想起胡耀邦對外交工作“授權有限”的質疑。1981年3月9日，胡在談到外事工作改革時，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外交部培養了一批好翻譯和守紀律的工作人員，但沒有培養出多少合格的外交家。”

作者詳盡分析了日本在與鄰國中、俄、韓的島嶼爭端中步步為營、穩步推進的歷程：“和中國的大度相比，日本在島嶼問題上可謂錙銖必較，這麼做，有民族文化的原因，有經濟上的考慮，也有政治上的因素。”作者還認為：“聯俄抗美”將是中國最大的戰略錯誤，並指出中美之間軟硬實力的差距：

序章　中國有軟實力嗎？（3）

除了硬實力的差距，軟實力也是重要原因。美國可以攜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觀橫掃全球，可以用好萊塢大片吸納各國主流人群的關注，可以用iPad等產品讓大家自願開啟錢包，但中國卻沒有這方面的殺手鐧，中國和亞洲鄰國之間，缺乏超乎利益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這段話令人徹底無語。環視中國在亞洲和全世界的孤立狀態，過去常說“弱國無外交”，如今號稱強國了，又當如何呢？

自由民主：是資本主義的專利嗎？

作者曾應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國各州採訪總統大選，採訪過民主黨候選人愛德華茲和伊利諾伊州參議員候選人巴拉克？奧巴馬，是第一位採訪奧巴馬的中國記者。幾年後再度赴美考察，又廣泛接觸了包括賴斯、伍德沃德在內的政界、媒體界人士。

作者認為：性格即命運，國民性即國家的命運。美國人的性格造就美國式民主，四年一度的總統大選，美國人的性格決定了他們的選擇。讀至此不免掩卷反思：中國人的國民性如何呢？我們有權選擇命運嗎？

近年中國掀起了一股反普世價值的波瀾，不僅反對三權分立式的民主憲政，甚至連公民社會都成了“西方陷阱”。持此論調者不是無知就是數典忘祖，1945年9月27日，毛澤東在回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問時明確承諾：

“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

當年的中國共產黨，所尊崇的是普世價值，從而贏得民心。然而，新中國成立後卻走了一段彎路，走上了“一邊倒”的“以俄為師”之路，直到改革開放後，才逐步走出蘇式計劃經濟陰影，但至今尚未擺脫斯大林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