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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三峽，到處是急流險灘，只能白天航行、夜間裝卸才可以充分爭取時間，航運人員儘量不空耗一天、一個小時，甚至一分鐘。搬運裝卸工最多時有2　000多人，日後盧作孚回憶當時景象：“每晨宜昌總得開出五隻、六隻、七隻輪船，下午總得有幾隻輪船回來，當輪船剛要抵達碼頭的時候，艙口蓋子早已揭開，窗門早已拉開，起重機的長臂，早已舉起，兩岸的器材，早已裝在駁船上，拖頭已靠近駁船。輪船剛拋了錨，駁船即已被拖到輪船邊，開始緊張地裝貨了。兩岸照耀著下貨的燈光，船上照耀著上貨的燈光，徹底映在江上。岸上每數人或數十人一隊，抬著沉重的機器，不斷地歌唱，拖頭往來的汽笛，不斷地鳴叫，輪船上起重機的牙齒不斷地呼號，配合成了一支極其悲壯的交響曲，寫出了中國人動員起來反抗敵人的力量。”

那些日子裡，盧作孚日夜守在他的指揮中心，收發報機24小時不停地響著，上游各港口、各輪船發來的電訊日夜不斷，工作人員日夜堅守崗位，處理各種電文，所有電文都經盧作孚親自審閱、批示。他對全部運輸情況的每個環節都瞭如指掌，知道每一小時運走多少噸物資和哪些船在運，知道每隻輪船在什麼位置，知道哪些物資在哪個港口解除安裝，知道哪些單位的物資正在裝船……深夜時分，他則親到碼頭檢查裝卸情況，為工人、船員解決遇到的困難。他鼓勵部下說：“這一年我們沒有做生意，我們上前線去了，我們在前線衝鋒，我們在同敵人拼命。”

1937沉船與拯救（9）

整個宜昌大撤退，民生公司的船隻擔負了90％以上的運輸量，為報效國家，盧作孚只收取極為低廉的運費，兵工器材每噸只收30…37元，其他公物40元，民間器材也只收60…80多元一噸，而同時也在參與運輸的外國輪船要收300…400元。民生的經營損失在400萬元以上。在指揮運輸的一個多月裡，日夜不眠的盧作孚眼凹如洞，形同槁木。他對公司職工說：“我們要以事業報效國家，我們要以身盡瘁事業。我們雖然不能到前方去執干戈以衛社稷，拿起武器打敵人，當就本身職責，要努力去做一員戰士，以增強抗戰力量。”據經濟部調查，這次搶運進來的兵工廠和民營企業機器裝置，每月可造手榴彈30萬枚，迫擊炮彈7萬枚，飛機炸彈6　000枚，十字鎬20多萬把。

此次宜昌搶運的物資、人員，相當於民生公司1936年的總運量。在預定的40天內，他們奇蹟般的運完了全部人員，運走了2/3機器物資。又過了20天，當長江水位降到沒法組織大規模運輸時，沿江剩下的只是一些零零星星的廢鐵。

後來史家將盧作孚組織的這次“宜昌大撤退”稱為“中國實業上的敦刻爾克”。①　民國作家徐盈在《中華民國實業人物誌》中評價：“中國的敦刻爾克撤退的緊張程度與英國在敦刻爾克的撤退並沒有什麼兩樣，或者我們比他們還要艱苦些。”盧作孚也自認：“我們比敦刻爾克還要艱難得多。”他的勇敢得到了軍人們的尊重，馮玉祥將軍在寫給盧作孚的一封信中稱讚他是“最愛國的，也是最有作為的人”。馮玉祥寫道：“貴公司人才之多，事業之大，有功於抗戰，均為其他公司所少有，敬佩萬分。”

宜昌大撤退後，民生公司的船仍在搶運物資，作出了極大犧牲。整個抗戰期間，民生船隻運送出川的軍隊共計萬人，武器彈藥等30多萬噸。盧作孚不顧危險，常常親臨現場。1938年以來，民生有9只輪船被炸沉、6只被炸壞，包括最大的“民元輪”，船員共犧牲117人，傷殘76人。

儘管招商局、虞洽卿、杜月笙和盧作孚使盡全力，可是因為失地實在太快，大多數工廠並沒有來得及遷到四川內地。到1938年10月武漢失守為止，除上海、武漢遷出304家工廠外，蘇州、無錫、常州、南京、九江、蕪湖、濟南、鄭州、廣州、武昌、太原等地僅遷出42家工廠，青島、石家莊、廣州等地企業全部為敵所有。一直到1941年，各地內遷企業數總共為639家，約佔當時全國工廠總數的15％。

自太平天國戰亂後，儘管經歷了改朝換代、軍閥割據及蔣介石的北伐“剿共”等重大的政局變故，儘管中原大旱、長江黃河水禍時有發生，但是近80年來，中國並沒有爆發全國性的、持久的戰爭。這個古老的國家從來有超強的傷口自我癒合能力，人們總是能夠尋找到生活下去的辦法和勇氣。與曾國藩哀嘆“吾日夜望死，憂見宗之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