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亞洲第一流的大廠完整儲存下來。他們透過各種不同渠道，逼範旭東就範，只要他願意合作，就可保證工廠的安全。範旭東斷然拒絕，答覆說：“寧舉喪，不受奠儀。”

南京戰事打響後，範旭東下令將凡是帶得走的機器材料、圖樣、模型都搶運西遷，搬不走的裝置也要將儀表拆走，哪怕是搬不走的主要裝置，也要或埋起來，或儘可能拆下扔進長江，以免為強寇所用。8月21日、9月7日、10月21日，日機三次轟炸南京廠，廠區共中87彈，狼藉一片。與範旭東一起把工廠苦心建起的科學家侯德榜痛不欲生，他每天在被毀的車間裡轉悠，摸摸這，摸摸那，像瘋了似的，人人知他心碎，莫敢勸。直到南京淪陷的前夕，侯德榜才最後一個登上撤離的最後一班船。隨同者後來回憶，那天下雨，侯德榜痴痴眺望工廠，全身盡溼，竟渾然不覺。

日軍進城後，三井公司將南京廠據為己有。1942年，日人又將該廠的裝置拆運到日本，安裝在九州大牟田東洋高壓株式會社橫須工廠，為日軍生產炸藥。

盧溝橋事變後，日軍必將南下進攻上海、南京，國民政府決定內遷至重慶。這時候，局勢仍然十分危急，日本軍艦一定會沿著長江水路快速西進，攻克重慶也是指日可待。日本軍部的“三月滅國論”應是據此推算出來的。於是，如何阻斷長江，已成當務之急。如果要靠軍隊在水面上或沿線狙擊日軍，幾乎沒有任何勝算。於是，沉船斷流成了唯一的選擇。中國的航運企業在這一時刻拯救了國家。　。。

1937沉船與拯救（7）

在長江中下游地區，最重要的輪船公司分別是國營的招商局和兩家民營輪船公司，即虞洽卿的三北公司和杜月笙的大達公司。早在8月12日，國民政府就實施了“江陰沉船計劃”，三家公司的24艘船隻，計萬噸，就被鑿沉於江陰黃山下游的鵝鼻嘴，其中，招商局沉船7艘，計萬噸，佔公司江海大輪總噸位的1/4，三北和大達的沉船噸位分別為2萬噸和1萬噸。“江陰沉船”原有兩個戰鬥目的，一是隔斷航線，讓日本軍艦無法從東海攻入長江流域，二是將長江內已有的日本軍艦“關門打狗”。可惜，這個秘密計劃被一個叫黃秋嶽的漢奸出賣給了日軍，使得日艦趁著江面還沒有完全堵塞的時候，連夜逃出長江，計劃功敗垂成。黃秋嶽後被砍頭示眾。

12月，日軍攻克上海、南京後，政府在江西馬當組織第二次沉船。1938年4月，沉船18艘，計萬噸，參與企業除了上述三家外，還有民營的大通、民生等公司。此後，在鎮海口、龍潭口、宜昌及武穴田家鎮等長江水面又相繼實施多次沉船計劃。這一慘烈的自毀行動，成功地阻止了日軍沿長江快速西進的戰略，西部的抗戰大後方得以保全。在此過程中，招商局沉船佔總噸位的40％，虞洽卿的三北損去一半，杜月笙的大達全數損失。

在長江沿線，一艘又一艘裝滿亂石的鐵船自鑿沉淪，此起彼伏，宛若一幕接一幕的黑色葬禮。“沉船”是一個極富寓意性的事件，中國企業家在家國存亡之際，以自己的方式無比悲壯地展現了自己的力量，這是一次“殉葬”，也是一種拯救。

除了沉船阻敵，航運公司還承擔了運輸西遷軍隊和物資的重任。自晚清以來，中國工業大多集中在東南沿海和長江中下游流域。到1937年6月，全國（東北除外）資本在１萬元以上的工廠有3　935家，其中，約70％集中在上海、武漢、無錫、廣州、天津等五大城市，其中僅上海就有1　235家，佔總數的31％。戰爭爆發，上述地區先後全數淪陷，於是，能夠抓緊時間西遷多少企業關乎國運商脈。

各家航運企業原本在長江上為了生意打得不可開交，現在則拋棄前嫌，空前團結，大家在南京成立了“內河航業聯合辦事處”，並沿上海、鎮江、蕪湖、九江、漢口和長沙一線設定分處，統籌安排，日夜搶運。虞洽卿的三北公司有3萬噸輪船被政府無償徵用。上海淪陷前，有146家企業以及萬噸的裝置，隨同2　500名工人，先轉移至武漢，後來再入四川。

1938年6月，日軍調集30萬軍力攻擊中部重鎮武漢，中國軍隊組織100萬人進行抵抗，這場“武漢大會戰”是抗戰史上規模最大的戰役之一。當時的武漢地區有中國最重要的鋼鐵企業漢陽鐵廠和多家兵工廠，聚集在此準備向西內遷的企業256家，佔當時全國內遷工廠總數的55％，各種裝置器材萬噸。就在戰事激烈展開的同時，航運公司冒著炮火和空襲，日夜搶運，到10月25日武漢失守，絕大部分器材被轉運，沒有落入敵手。　。